□亚洲金融合作协会“一带一路”合作委员会

前文：【亚洲金融观察】“一带一路”支付结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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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欧”垄断态势有待打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和投融资领域的支付结算以美元和欧元为主，这可能会使相关国家大规模暴露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风险敞口中，极大地增加业务的不确定性。此外，沿线国家的支付体系还容易受到美国和欧洲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的影响，丧失了支付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例如，美联储未来通过加息等方式退出宽松的疫情应对措施时，美元为追求利润可能会回流至美国，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美元流动性紧缩，阻碍支付结算的顺利进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元或欧元具有较强的货币黏性。例如，东帝汶直接将美元列为法定货币，阿联酋、沙特、卡塔尔、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汇率盯住美元，格鲁吉亚要求居民的非欧元外币存款准备金需以美元形式缴纳。这种较强的货币惯性会加强固有的货币“寡头垄断”态势，阻碍形成币种多元化的格局。

新兴支付方式可能引发风险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新型支付方式开始出现，如数字货币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数字货币可分为四类，一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二是加密资产（crypto assets），通常没有官方机构背书、无资产组合支撑，这种类型在数字货币中占比最大，如比特币、以太坊等；三是合成型CBDC（synthetic CBDC）；四是稳定币（stablecoins），指有资产组合支撑的数字货币，如与美元挂钩的Libra等。

加密资产具有私人发行、匿名、去中心化的特征，币值波动很大，具有较大风险，易成为金融诈骗与恐怖融资的温床，并非理想的支付方式。即使是相对安全和稳定的CBDC和稳定币，依然可能引发风险，如挤压商业存款导致“金融脱媒”，引发银行的信用收缩风险，从而对货币政策传导造成冲击。此外，如果采用数字货币作为“一带一路”支付结算的方式，由于其电子化和便利性特征，会加剧资本跨境流动，使原本难以捕捉的跨境支付活动更加难以监测，加大跨境支付结算风险。极端情况下，规模大、频次高的资本跨境支付及流动甚至会引发金融稳定风险。

沿线国家双向开放程度有待提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主，金融业开放程度有限。根据相关研究，“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47个国家对跨境资金流动存在限制，33个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沿线国家双向开放程度不足，导致沿线国家货币需求不足，阻碍“一带一路”支付结算体系多元化的发展。

以人民币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决定人民币的使用规模，而海外人民币需求不仅取决于贸易和投资需求，也取决于人民币的开放程度，只有拥有随时随地无额度限制地买入和卖出人民币的自由，海外投资者才敢于大规模接受、持有并使用人民币。而基于“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并为防止跨境资本异常流动，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还未实现可自由兑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这一情况下，对于人民币的使用，海外大都仍持谨慎态度，沿线国家外汇的首选仍是美元或欧元。对其他货币需求不足会从源头阻碍“一带一路”支付结算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多元化支付结算体系的建设面临需求不足的风险。

跨境支付结算监管体系有待完善

在法律法规指引方面，由于各种货币的跨境支付依赖线上，无物理实体交易平台，且交易方处于不同国家地区，分属不同法律的管辖，支付方式差异较大，支付流程复杂冗长，且涉及的监管主体较多，分工和主体责任难以厘清，相对割裂的交易主体和监管主体增加了对支付结算实施监管的难度。以中国为例，目前国内仅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相关部门规章和业务指引，尚无专门法律法规规范离岸及跨境支付结算市场。

跨境支付的独特性质和尚未补位的法律法规，共同催生了跨境支付领域金融犯罪的灰色地带，如洗钱、赌博、恐怖主义融资等。在跨境支付结算监测方面，沿线各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跨境支付结算监测的制度体系，事前事中事后的预测、预警和报备制度尚不成熟，追踪定位跨境支付结算的科技手段运用滞后，风险预警能力较弱。面临资本异常流动或异常支付结算潜在问题时，难以准确预测、发现、定位、处置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