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并进驻休整。同月9日下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进驻遵义，仅用十天时间就发行了货币——银币券（俗称“红军票”“红军币”），且顺利回笼。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顺利完成了银币券的发行与回笼工作，维护了红军货币的信誉。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大壮举，充分体现了红军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充分体现了红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发行银币券的深刻原因

□彭远汉

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随军长征，并一度停止发行货币。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在短暂的休整期间发行了银币券，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

两原因促使银币券发行

第一，遵义革命根据地需要货币发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在1935年1月9日下午进入遵义，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而开展一系列工作，发行货币是其中之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进驻遵义后，办公地址设在老城杨柳街。1935年1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开业，以布匹、银元及遵义紧缺的大量食盐作为发行货币的保证。同时，成立临时物资供应处和货币兑换处。设立的货币兑换处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临时营业网点。有鉴于此，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唯一发行的银币券是革命根据地货币延续。

第二，补充红军生活物资、增加给养是发行银币券内在的必然原因。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滚下崖，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长征的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红军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从战士到总司令都没有津贴费和薪金，只有每人每天伙食费一角三分钱，这包括粮、茶、油、盐和柴草。当时，由于战争频繁，红军到达遵义时，值钱的东西已经不多，战略大转移时带出的160多担资财经过3个月的长征消耗得差不多了，财政相当困难。但是，进入遵义前后也缴获了一些物资，比如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缴获很多枪支弹药、鸦片、金银珠宝、食盐。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一切缴获要归公。枪支弹药、鸦片是不能卖的，金银珠宝也难立即变现，在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前提下，将面临封锁，食盐就是战略物资。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些生活必需品，解决红军物资补给成为当务之急，急需发行银币券，用来补充红军生活物资，改善生活。

壹圆银币券发行原因的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由于条件所限，红军在长征路上发行的银币券版面依然沿用苏区1932年版的银币券。壹圆银币券的正中是列宁头像，上方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字样，下方是“凭票即付银币壹元”，列宁像旁边是行长毛泽民的签名，票面四角标有面值，背面上方是“国家银行”。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当时在遵义市场上流通的壹圆银币券从来源上看，有三种：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金库库存壹圆银币券；二是红军长征从苏区随身带来的壹圆银币券；三是红军“没收委员会”低价销售食盐活跃了市场，壹圆银币券的发行量需要进一步加大而临时印制的壹圆银币券。也就是说，从壹圆银币券来源的组成上看，同时使用两种版别及多种版别都有可能。

另一个说法是毛泽民与曹根全商量决定发行银币券。老红军钟有煌的回忆录中记载：遵义市面上只流通银元而不流通国家银行纸币，在长征路上继续开展财政金融工作的毛泽民与时任第十五大队长的曹根全商量，决定趁长征以来红军从未有过的休整之机，发行国家银行纸币，补充红军急需物资；为做好货币回笼工作，不让人民利益受损，特在遵义新城商业中心区设立货币兑换处。

毛泽民率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当时隶属于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部长是邓子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要发行货币必须上报财政部，财政部也不一定有权做最终决定，毛泽民更不可能与曹根全商量决定发行银币券，曹根全的职责是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特别是保卫流动金库的绝对安全，而不是发行货币。如果是毛泽民与曹根全商量后上报财政部，经中央批准发行货币，那么这个说法可成立。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市金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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