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

《中国保险行业智能风控白皮书》显示，我国车险欺诈在保险欺诈中的占比高达80%，涉案金额保守估计每年高达200亿元，这对保险行业的整体发展十分不利。车险欺诈问题虽然棘手，但保险业界也需积极应对，采取各种手段与欺诈分子“斗智斗勇”。

车险反欺诈面临的难题

车险“渗漏”问题不易把控。车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扩大损失或套件提高索赔金额是车险欺诈中常见的现象，这在车险理赔中也称为“渗漏”，即增加保险理赔的金额与成本，“渗漏”金额过大不利于保险公司的良性经营与发展。保险反“渗漏”也属于车险欺诈的一部分，因为扩损实际上给行为人带来了不当的额外利益，而现实中很多投保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扩大损失提高索赔的做法，是一种违反道德的欺诈行为，这就会给保险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赔付。扩损大多出现在机会型车险欺诈中，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况，车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采取消极态度应对，没有主动实施救助措施，任由损失发生、扩大，属于不作为的扩损情况；车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主动破坏、加重损失，或者将贵重零部件更换、套件以提高索赔金额，属于主动作为的扩损情况。一些投保人有想要充分利用车险的心理，在涉及免赔额的情况下，车辆损失如果处于免赔区间内，当事人就会觉得十分不公平，往往会扩大损失金额直到超过免赔额，以使自己能够获得赔偿。而且为了额外获利，投保人报案后往往不配合提供相关的资料或陈述，反而藏匿、谎报对自己不利的关键信息，一切相关证据资料都要保险公司去调取核实，因此在这样的调查过程中很难把控扩损“渗漏”的问题。

关联机构合作不密切。在车险反欺诈工作中，保险公司遇到的最大阻碍就是取证过程中与相关机构合作不密切的难题。

与公安部门之间的合作不密切，导致监控画面取证难。要想了解事故的起因必须借助监控画面，就需要去公安部门调取事故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但这属于嫁接使用，有时会发生公安部门不愿意提供相关路段监控录像的情况，或者即使愿意帮忙调出监控，也只能允许查勘人员现场查看而不能录制带走影像资料。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事故发生路段可能只有私人监控，但保险查勘人员作为保险公司的员工在理赔查勘过程中没有执法权，无法要求私人监控持有者配合提供监控资料，那就只能报警请公安部门出面调取相关录像，但是公安部门也有很多公务要忙，很难有时间去协助每一个保险查勘人员调取监控。此外，如果事故发生路段没有监控，保险查勘人员就只能寻找当地的目击者进行调查取证，但是实际情况中，很少有目击者愿意主动帮忙。

与医院之间信息不互通，缺少协作，导致人伤相关资料取证难。车险事故中出现人伤时，可能会出现受伤者与当地医生十分相熟的情况，这将导致对理赔有利的重要相关单证资料无法被查勘人员尽快获取。如果想要获取证据材料，保险公司往往还需要聘请律师，将整个案件包括调查取证全权交给律师处理，借用律师的方法和关系对案件取证，或者委托第三方调查公司与其联合取证。这一困境下，保险公司不仅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还严重影响了理赔人员对车险欺诈案件的识别判断，进而无法顺利开展后续的理赔和反欺诈工作。

数据共享仍有局限性。如果保险公司的前后端系统信息没有打通，各环节数据缺少统一管理和交叉核验，则无法对投保客户进行全面有效的风险管理，也无法实现更有效的车险前端反欺诈。这需要整个保险行业的配合，但是很多保险公司之间的承保信息并没有互通，数据共享还存在局限性，导致车险欺诈风险的打击力度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车险反欺诈不仅需要公安、司法、交管、医疗机构的信息，还需要鉴定机构以及涉案人员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的记录信息等，多重数据信息整合共享互通才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由偶发的个案欺诈线索追查出里面的欺诈利益链，从而一网打尽。

（作者系大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