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

我国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主动推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之举，也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展开，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科技兴起，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也在加快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变。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为了摆脱传统增长路径，跨越“两个陷阱”，也是为了通过生产力的质的跃升来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概括来看，新质生产力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驱动，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要求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将科技金融置于首位。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系统安排和长期战略，这就要求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意义，也要加快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科技金融新模式、新机制、新生态。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背景和内涵

从现实语境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面向未来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超大型经济体，具备超强的制造产能优势以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以及其他有利条件，但仍面临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亟待加大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进一步发挥好比较竞争优势（科技创新制度变革、人才红利、资源及资本要素配置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外部发展环境趋于复杂，全球主要国家从不同层面推进本国的科技前沿发展，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推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以及科技合作限制，因而对后发国家科技创新设置障碍。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基于打破“科技封锁”“技术垄断”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质的飞跃。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大研发投入，2005-2021年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1.31%增加到2.43%，虽距离美、日、德等主要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预计将加快赶超进度。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全新概念，英文释义为“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新质生产力是新提法，也是新的理论范式，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我国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培育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逐渐摆脱过去粗放（高污染、高能耗）、对外高依存度（出口导向+市场换技术）等模式，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反映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潮流趋势。从经济学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以高效能、高质量为突出特征，既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涵盖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利用比较竞争优势实现经济腾飞，GDP总量达18万亿美元，人均GDP达1.3万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如今同样面临科技创新难题，实现经济再增长的难度增加，产业升级也存在瓶颈。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1-2021年，我国制成品出口的中高科技占比从28.4%增至61.9%，接近于美国（62.6%），但距离日本（79.9%）和德国（72.2%）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厘清“科技—产业—金融”的互动关系

“科技金融”（Technology finance）字面意思即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按照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范畴，科技（技术进步）和金融（资本）是其中的要素资源，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纽带，特别是在工业化时期和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和金融相互嵌套，前沿科技创新具有风险高、周期长、投入大等特征，金融既能够推动技术、资本和人力等各资源的优化配置组合，也能够帮助政府、市场和企业分散或降低投资风险。从广义的科技金融理解：科技金融是指通过改革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为初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相较而言，后发国家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相对落后，金融不发达也制约了科技创新，包括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偏高、非市场政策干预过多等结构性问题，而且资本市场、风险投资等建设滞后，难以满足科技产业特别是前沿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金融的重塑是系统性的，要求更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科技金融服务。客观上也要求把握科技创新的技术成熟度曲线（The Hype Cycle），找准科创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的规律，深刻理解“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的内在逻辑。

实现“科技—产业—金融”循环亟待打破传统思维，改革金融服务模式，不断突破科技金融政策的不适当约束，在提升科技金融市场化水平方面有所突破，其中的难度不小。金融要素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显重要。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往往经历一个完整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即从萌芽期到过热期，再从泡沫化的谷底到稳步攀升期，最后到实质生产的高峰期。“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需要匹配技术成熟度曲线，因而决定了科技金融的投融资模式、风险模型以及配套政策的差异化、多元化。目前，国家各部委出台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已经构建比较完善的科技金融系统安排，更加明确科技金融的着力点，强调引导和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深化科技金融创新，将更多的金融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倾斜。

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建议

第一，构建科技金融发展的长效机制，既要有规模目标，也要有质的提升。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图一时之需，而是着眼于长远布局和战略谋划。预计相关产业布局和配套建设将加快，催生大量的投资和金融需求。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一方面要加快总结提炼科技金融服务创新试点经验，重点在科技创新产业布局前沿、政策资源密集的地区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包括科技支行）；另一方面要发挥集团科技金融顶层机制，从公司治理、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和绩效目标等方面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柔性团队和专项行动小组，围绕“股贷债租托”全牌照资源禀赋，强化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效能，全力调动境内外、总分子资源，健全上下贯通、动态最优组合的科技金融服务网络。

第二，持续破除体制机制掣肘，构建科技金融从顶层设计到资源配置的全链条运转体系。参照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经验，考虑设立集团层面的科技金融委员会或科技金融领导小组，制定全局性的科技金融战略规划，从公司治理、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和绩效目标等方面统筹集团科技金融发展，制定中长期科技金融发展规划，定期开展综合评估。围绕科技金融发展，总行层面确立科技金融阶段性目标，以及分行、子公司层面绩效目标任务，不断完善从科技创新“政策+市场”研究到科技金融“财务+人力资源”配置等在内的系列保障措施，实现精准适配政策导向、快速响应市场及客户需求的科技金融服务机制。

第三，秉持开放理念，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强科技金融国际合作。“A+H”的独特模式所凭借的恰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地拥有发展科技金融的独特优势以及深厚土壤。创新科技金融投融资模式，除做大科技信贷规模外，还应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资金摆布空间（利差+息差），以及两地差异化的科创中心生态（政策互补）和中资企业的科技产业错位竞争优势，谋求将“投贷联动”规模化，加强国际合作，探索“贷款+外部直投”新模式，既服务两地科技企业（“A+H”上市或“走出去”），也积极拓展国际空间，如中东主权投资在华布局、东南亚投资在港布局等新趋势，应抓住这些新机遇，增强科技投融资的国际竞争特色。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