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鼎音

在中国，人们常说：五千年历史看河南，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一千年历史看北京。如果将时间跨度进一步缩小至近代，则是百年历史看上海。自元代建城，上海曾长期掩映在苏杭等江南名城的夺目光辉之下。1842年开埠是上海历史的转折点，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种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上海后来居上，逐步迈入发展的快车道。彼时的上海产业云集、商贾辐辏，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同时还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把上海作为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战场，早在1921年底便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机构在上海金融业的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前党的统战和隐蔽战线战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筑成金融民族统一战线坚固长城

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的一处旧式里弄内，有一家通信图书馆，作为一所职工业余图书馆，其成员大多为银行、钱庄等金融从业人员，图书馆创办人应修人就曾供职于福源钱庄、福源商业银行和中国棉业银行。1926年9月，上海最早的金融业党组织——银行支部便成立于这座不起眼的建筑中，它隶属当时中共上海区委下的闸北部委，是部委辖属的22个党支部之一，支部书记先后由楼建南、应修人担任。

银行支部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雨腥风笼罩着繁华的十里洋场。面对严峻的形势，包括银行支部在内的中共在沪各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在白色恐怖中保存力量，蓄势待发。

1936年，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次年全面抗战爆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加上抗战前期上海特殊的“孤岛”环境，使金融业党组织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力量不断壮大。1938年7月，原银行支部扩建为银钱业总支委员会，次年3月，银钱业总支又升格为金融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委”）。面对新的斗争形势，在“金委”的指导下，上海金融行业党员和积极分子相继成立了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银联”）、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以下简称“保联”）和上海市钱兑业同仁联谊会（以下简称“钱联”）等群众性联谊组织，广泛团结凝聚金融业进步人士和职工的力量，筑成了金融领域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在“金委”指导下成立的3个群众性组织中，“银联”的前身是隶属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银钱业大队。1937年8月，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大队长张承宗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交通银行副军代表的杨修范，他同时还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沙千里的入党介绍人。作为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领袖，沙千里是当时沪上工商界颇具影响力的头面人物。张承宗后来曾担任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金融工委首任书记，在他的组织策划下，银钱业大队改组为“银联”，成为一个独立的联谊会组织。“银联”发动银行业普通职工广泛参与，并努力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主动聘请他们担任名誉理事和顾问，由此获得政府颁发的立案许可证，从而取得了合法地位，得以通过公开的方式开展各项活动，扩大社会影响力。由于组织有方且策略得当，“银联”发展迅速，仅仅3年时间，便由最初的441人发展到7200余人。“银联”的创立受到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表扬，是党在革命年代领导职工运动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正是有了“银联”珠玉在前，“金委”才相继在1938年和1939年成立了“保联”和“钱联”，使党组织在上海金融业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张承宗（右）与弟弟张困斋的合影。

理想信念永不弃

抗战时期，“银联”等群众性联谊组织的创建，符合当时广大金融业职工的意愿。“银联”通过组织各类剧团、开展体育比赛、讲习班授课等多种形式开展联谊活动，使职工能有效联络感情，交换并增长学识，丰富了员工的业余生活。“银联”还出版《银钱报》《银钱界》等报纸刊物，团结教育了广大会员和职工。例如，《银钱界》月刊不仅报道“银联”日常会务活动，还针对性地刊载银行学术和实务等方面的文章，受到职工们的普遍欢迎。1938年9月，为悼念遭遇日军飞机袭击而遇难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银联”赶印了《银钱界》特刊，刊发了金融界与社会知名人士的相关文章和挽词。1939年，为支援新四军抗战，“银联”发起慈善募捐活动，并组织成员在募捐大会上合唱，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银钱界》特刊发表悼念徐新六、胡笔江的文章。

除了积极发动员工参加各项活动，为壮大革命力量，在“金委”统筹下，金融业各级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入党。1939年5月，交通银行无锡支行办事员储祖弼（后改名为储伟修）撤至上海，在地下党员、民国路支行办事员孙震一的介绍下入党，两人都是1934年录用的交通银行乙种试用员（高中毕业生），共同组织了“乙种试用员联谊会”，在行内开展多项活动，在员工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42年5月，在党组织安排下，储伟修前往苏中抗日根据地。此后，交通银行在上海一度没有中共党员，为此，“金委”指派革命力量较强的中国银行地下党组织及时予以帮助，地下党员刘善长、周耀瑾主动与交通银行员工中的积极分子联系，开展组织活动。1943年，江春泽介绍办事员游凤起入党，由刘善长负责单线联系。对于新发展的党员，党组织还特别注意加强各方面教育，包括革命形势教育、党性教育、反腐教育、保密和气节教育、纪律教育等，通过此种方式，提高了新发展党员的思想觉悟，坚定了理想信念和为革命勇于斗争献身的精神。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会员证”。

革命星火闪耀中华大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苏州河以南租界区，持续了4年多的上海“孤岛”时期结束。失去了租界的庇护，金融党组织的活动环境日趋险恶，“银联”等群众性联谊组织的活动也渐趋沉寂。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金融系统大部分骨干党员通过地下交通线转移至大后方重庆或各抗日根据地。聚是一把火，散是满天星，革命的星星之火由浦江之畔传向中华大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历了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国终于取得了近代反侵略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胜利。这是一段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历史大背景下，金融党组织充分利用上海“孤岛”的特殊环境，保存并壮大了党的力量。至抗战胜利，上海金融系统党员人数发展至50多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渴望的和平、民主，他们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新的斗争。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