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朱艳霞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要求。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俊寿在接受《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专访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理解。

王俊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要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为金融系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乃至走向金融强国，需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和引领。

一是做到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要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清朝时期晋商的山西票号，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将票号覆盖到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创建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素有“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美誉。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山西票号的经营业务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大多用“信义”作为制约手段。山西票号的诚信观念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业道德，其核心内容对当代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是做到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要处理好功能性和营利性的关系，履行好社会责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坚持短期与长期相结合，以长期的社会效益保障短期的经济利益。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的陈光甫，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为宗旨，为市民代收代付水电费、代发工资，开展多种形式的汇总业务，贴近社会底层办银行。这一系列中国金融史上的创新举措，得到了市民广泛支持，使得该行成为上海民众闲散资金的蓄水池。为保证银行服务质量，陈光甫指导银行制订了《服务规则十条》，确立了“顾客永远是正确的”“顾客是衣食父母”的服务理念。

三是做到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不能经营高杠杆，超出资本控制能力的金融活动。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出现，借贷行为也成为宋代当时重要的金融活动。为保证借贷活动的正常运行，宋代政府对当时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进行了控制，包括对借方的年龄进行了限制，对人和物担保的风险控制，对利息与时效作了明确的要求。

四是做到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创新，不搞自我膨胀的伪创新。春秋时期的改革家管仲提出过货币职能论、货币价值论、货币流通数量论。他认为，货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货币流动多少需要适度和均衡。如果货币发行过少，不利于建设公共事业；反之，则又不利于商品的生产和流动。同时，管仲主张通过商品经济来富国强民，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认为货币是流通的手段，要为物质生产服务，只有重视物质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激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富国强民。这在先秦经济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五是做到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要严格遵纪守法，遵守监管要求。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一系列金融法规，积极探索了红色政权如何掌管金融货币的法治之路。它的不少文本成为后来人民政权制定金融法规的母本、范本，它的许多理论、观点、措施，也为后续金融工作吸收发展。例如，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贷暂行条例》，规定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严禁以后再有高利贷事实发生。

在王俊寿看来，金融的发展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丰沃的文化土壤。“当然，文化的培育有其内在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