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田旺

中国通商银行简称“通商银行”，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它既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上海最早开设的华资银行。此时，中国无银行法令及成规可援，故一切组织管理及营业规则，皆参照外商银行成例办理。设总董张振勋（弼士）、严信厚（筱舫）、朱宝珊（葆三）、刘学询（慎初）、叶成忠（澄衷）、杨文骏（彝卿）、严潆（芝眉）、陈猷（辉庭）、杨廷杲（子萱）、施则敬（子英）共10人，以严潆为驻行办事总董。通商银行从成立到上海解放的52年间，虽经历了封建官僚控制、商办、官商合办3个时期，但它开启了中国银行信贷事业的新时代，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曾被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

通商银行创立时，招商股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并商借度支部库银100万两，议分5年摊还，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如约还清，纯留商股。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国家即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通过钞票发行，获得巨额利润。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包括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盛极一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平（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收束，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时任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从大连回到上海，通过财政部次长徐堪的关系，获得加发新钞的权利。1934年发行额达到2900多万元，次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金融紧迫，该行准备空虚，应付为难，傅筱庵乞求徐堪帮助，结果正好落入圈套，国民政府当局同意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通商银行危机。当中央银行100万元款项拨到后，一场风潮终于平息。同年6月7日上午，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推举杜月笙为董事长，傅筱庵改任常务董事。是年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所有发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央银行办理。

1936年春，该行正式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资本额增为400万元，原有私股350万元按15%折合成52.5万元，另由国民政府以复兴公债抵充，加入官股347.5万元。此后，通商银行即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控制，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合称为“小四行”。

图为通商银行发行的伍拾圆钞票。

图为通商银行发行的壹百圆钞票。

被改造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通商银行为应对非常时期，特设上海分行，将原有总行机构自上海外滩迁至前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办公，以谋相机内迁。原有东南各行处业务，均遭停顿，先后撤退来沪，成立撤退联合办事处。1938年4月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汇银行在香港设立联合通讯处，把一部分资金转移到香港。1941年9月，杜月笙派骆清华到重庆筹设分行。1943年6月改重庆分行为总行，并先后在兰州、西安、洛阳、宝鸡、成都、衡阳、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业务重心转移到大后方。与此同时，通商银行在上海的机构和业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即由汪伪政府接管，另派张文焕为董事长、李思浩为董事，受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控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骆清华赶回上海，积极筹划收复区各行处的接收清理事宜，同时将上海分行及所属沪区各支行先予复业。

1946年春，总行由重庆迁回上海，并次第恢复了京、甬、杭、锡等分支行。但是，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经济濒临崩溃之际，银行正常业务难以开展，而杜月笙、骆清华等更是想方设法抽逃资金。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通商银行除了一些房地产以外，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军管会接收了通商银行的官僚资本部分作为公股，将其改造为公私合营性质的银行之一。

1951年5月，同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建业银行等四行在金融业内首先组成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12月，与上海其他59家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一起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成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景德镇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