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杨

日前，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办，新金融联盟联合主办的第11期CF40南沙金融沙龙发布课题报告《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就我国应如何构建常态化数字金融监管框架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四方面具体建议。

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报告》指出，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增进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增强金融风险管理能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因此，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数字金融迄今已走过近20年发展历程，形成了一部分相对成功甚至国际领先的数字业务，这为我国继续建设数字金融强国提供了优势条件。《报告》认为，新加坡数字金融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构建了平衡创新激励和风险防范的监管模式，为数字金融发展营造了一个开放、灵活、友好的政策环境；二是充分利用了来自中国的技术、人才、资本和已经成熟的商业模式。

上述经验对于我国如何建设数字金融强国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建设数字金融强国要求数字金融监管在效率与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目前，我国数字金融行业能否持续领先，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归根到底取决于政策环境。在建设数字金融强国的目标下，需要继续完善合理的监管政策框架。监管政策要在效率（或创新）与稳定（或风险）之间求得平衡。此外，数字金融强国必然是开放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但在数字金融领域，开放的重点应该是支持国内数字金融企业“走出去”。

构建常态化数字金融监管框架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这也应是数字金融常态化监管的重要原则。但具体该怎么落实，尤其是涉及创新特性突出的数字金融业务，怎样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求得良好的平衡，《报告》提出四方面建议：

一是要依法将所有数字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明确统一、全面监管的细则，为各类市场主体的数字金融关联活动提供可预期、稳定的事前规范指引。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还要明确数字金融的监管主体，提高数字金融监管的协调性。

二是进一步改进、提升中国式“监管沙盒”的实践，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增加更多的“回应”成分。在筛选标准方面，可考虑以创新的影响和价值为导向。在准入条件方面，可分阶段、分领域逐步放宽沙盒准入规则，提高沙盒监管的灵活性。此外，要营造支持创新孵化的生态，以小范围专项试点展开，同时加强各地的沙盒监管协调。

三是数字金融的治理框架应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的特点与效应，有些领域不宜照搬传统金融监管的做法。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可竞争性其实非常明显，因此监管政策应该更多关注竞争的公平性和消费者权益。

四是为数字金融创新与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与环境。其中，数据的使用与治理尤为关键，对此应加快推进全国公共信息共享和征信体系建设。

推动数字金融行业双向开放

《报告》指出，数字金融领域是我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已经占据先发优势的领域之一，要抓住机遇推动数字金融行业的双向开放，提升我国数字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建设面向全球市场的数字金融强国。具体来看，可从四方面推进：

一是拓宽数字金融创新领域，保持领先优势。可适当考虑在普惠金融和移动支付之外开展更广泛的数字金融创新。二是搭建数字金融监管的跨境协调框架。目前全球跨境数据治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鼓励数据自由流动的立场，另一种是从保障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的数据本地化措施。我国可积极推动关于国际数据流动管辖的立法实践，以及数据主权维护和数据管理保护的全球保障机制，促进全球数据及传输技术共享机制的建立。三是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外开放水平。这既包括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相关业务，也包括向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提供数字金融相关服务。四是打造全球数字金融服务的中国模板。

设立数字金融创新试验区

《报告》建议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或临港新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定为数字金融创新试验区，对孵化创新业务的沙盒机制进行空间扩容。

其中，上海可侧重于全方位的技术应用创新和数字金融产品、数字金融工具、数字金融交易模式和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创新。上海自贸区FT账户（自由贸易账户）的应用经验已经较为成熟，可利用FT账户向外辐射，既能双向开放，又能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对隔离。粤港澳大湾区则可以侧重于跨境监管合作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囊括了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理念和规则，为我国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跨境监管合作实验环境。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数字金融监管跨境协调方面的试验作用，有利于我国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