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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增量与守存量并重

——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田轩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时间:2023-12-14 08:18

□记者 黄明明

记者: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您认为有什么样的亮点?

田轩:总体上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三大亮点。

亮点一:在宏观政策导向上,在保持了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基础上,强调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调节功能与政策协调配合的整体效能。其中,“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出现过的新说法。“以进促稳”意味着经济政策重心要从“稳”转向“进”。“先立后破”则是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对过去宏观调控中出现的超调问题进行纠偏,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意味着未来政策调控将坚持“育增量与守存量并重”。

从结构性来看,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这意味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成为未来货币政策工具的重点,特别是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同时,对于财政政策,会议指出“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考虑到当前地方债务率已突破警戒线,明年财政政策“适度加力”,大概率也将体现为赤字的增加,并且投放领域为结构性需求较强的领域,如会议公报中提及的重大战略任务、结构性减税降费等领域。关于政策协调配合,会议专门强调了“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这意味着预期管理将成为明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施策重点。

亮点二:将科技创新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头号任务,并在相关工作部署中强调了创业投资与股权投资。关于新一年经济重点的这一点新部署,是党中央基于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及发展重心的综合研判而作出的精准战略判断。目前,我国已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科创企业的引领支撑作用,激活科技创新支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能,从而完成以经济结构转型和高新技术自主化为支撑的增长动力转换攻关,成为当下一项紧迫的改革任务。

亮点三:两次强调数字经济。会议在总量政策重点投入以及2024年重点工作的第一条,都提及了“数字经济”这一关键词。这也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精神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以及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高效发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新标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成为一国科技实力、经济实力的重要评价指标。因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这是对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效率以及高质量发展速度的精准把脉。

记者:对于明年的经济工作,延续了多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但也提到“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政策基调和方向?这与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田轩:客观上看,当前我国经济的恢复仍属于恢复性的、经济复苏根基尚不牢固,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没有完全化解,并且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基于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提出延续多年的“稳中求进”总基调,是对在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复苏前景不明朗、市场信心偏弱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将面临的困难的客观理性判断。

同时,经过2023年一整年对促内需、提振信心的努力,我国经济已具备预期转稳较为稳固的基础,接下来的工作应放在巩固和继续提升信心这一重心上。而信心的巩固和筑牢,仅靠一时的政策刺激显然是无法完成的,经济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未来更需要经济政策向纵深改革谋“进”来破局。同时,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先立后破”且将其作为政策的总基调,其内涵并非针对具体的单独一项或者一方面的政策,而是要纠偏我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这意味着今后一切经济工作将围绕“育增量与守存量并重”这个核心来进行,杜绝类似房地产过往调控政策中出现的“一刀切”“运动式”超调,确保政策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您怎么理解这一提法?特别是如何理解“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田轩:政策生效和提效的前提,是不同政策之间能够保持系统性和协调性,不相互打架和形成合成谬误。客观上看,近年来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合成谬误以及分解谬误,政策宏观面与市场获得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距,进而影响了社会整体信心提振的质效。而反观这些出现落地问题的政策,并非仅限于经济性政策的范畴。以营商环境政策为例,打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必然是包括法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全方位政策整体协调发力的结果,并非经济政策一己之力能够完成。并且从客观上看,方向一致、协调一致的法治、社会以及文化政策,与好的经济政策同等重要、互为前提。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进行了更细化的阐述,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正是在总结当前政策执行中已经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保证政策落细、落实和落地的结果作出的进一步部署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