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磊

2023年11月底，金融历史文化学者、保险人王珏麟先生的新作《璀璨群星：宁波帮人物与近代中国保险业》出版，新书呈现了一位老保险人在多年研考求证中国保险历史文化领域中的新视野与新思考。

《璀璨群星：宁波帮人物与近代中国保险业》

（宁波出版社 2023年11月）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觉得您的新作对于当代保险业有哪些新价值？

王珏麟：我个人觉得新书有新价值的地方是填补了《中国保险史》的某些空白。比如，书中呈现了香港民安保险公司从1949年10月在香港成立到1997年10月发展部分的脉络，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的朋友提供的基础史料填补了《中国保险史》的空白，说明了中国保险历史并没有发生断层。中国保险的历史在香港继续书写着不断进取的发展史。还有，我们现在在《中国保险史》和《中国保险史志》中都查询不到“上海商业联合保险公司”的相关资料，但这部新作中通过对邬挺生、邬志豪这两位宁波帮人物的记述，清晰地展现了“上海商业联合保险公司”筹建过程，填补了中国保险史的空白。

《中国银行保险报》：这本新作与之前关于记述中国保险历史的一些史学著作相比有什么新内容吗？

王珏麟：在这本新作里，我经过大量考证和研读，对中国保险历史上某些原有结论进行了修正。比如，在中国再保险官网中记述的中国再保险历史中，称邓东明为中国再保险的创始人。书中《中国再保险创始人徐可升》一文则对该结论做了一点修正。主要依据的史料来自1929年11月21日《申报》刊载的内容：“四行组织保险总经理处。共有实在资本六百五十万元，现合组一四行联合水火保险总经理于宁波路九号三楼，内容组织，极称完善，聘徐君可升为经理，一俟手续完备，即行正开幕营业。”我想，随着今后对史料的不断挖掘，我们将不断还原、完善、补充和丰富中国保险的历史。

《中国银行保险报》：从过去金融人的史迹中，您觉得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当代金融人学习与借鉴的？

王珏麟：新作在《宋汉章和中国保险公司》一文中这样记录：“一是作家程乃珊曾记述‘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宋汉章一生都没有私人物业，遗产仅十来万美元。二是宋汉章从不搞私人企业投资或买卖股票、炒卖外汇等行为，应酬交际所费往往自掏腰包。三是1935年，宋汉章曾在幼子陪同下回乡祭扫父墓，地方上闻讯准备隆重接待，被他婉言谢绝，扫墓之后悄然离去。四是宋汉章去一位病故行员家中吊唁，见其一家数口处一室颇有所感，就在上海万航渡路购地建职工宿舍，取名‘中行别业’，还安排专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在附近自设小学，方便职工子弟入学。五是宋汉章有一天去拜访永丰庄经理田祈原。当时宋汉章穿着一件很朴素的罩袍，被田祈原的工友阻挡。送完客人的田祈原见到宋汉章，十分惊喜。而宋汉章只是礼貌地朝田祈原的工友一笑，并没有将他点穿，由此可以看出宋汉章待人的宽容。”读完这一段，一个勤俭、朴素、自律、自廉、关心员工、待人宽厚的长者形象就浮现于读者脑海。这就是民国时期曾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宋汉章。同样，在《卢绪章和民安保险公司》一文中，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广大华行、民安产物保险公司和联安保险公司的创办人卢绪章在“1949年3月，广大华行资产清理后，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加上1949年初送交组织的100万美元，卢绪章等人已将全部身家悉数上交，而这些都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当代金融人需要学习与借鉴的。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为什么要专门写作有关宁波帮人物的这段中国保险史？

王珏麟：因为中国近代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至今不到220年，其中近50年的历史是在宁波帮的引领下书写的。19世纪初，外商率先将保险引入中国，受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保险业在中国发展缓慢。直至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才真正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在这一过程中，宁波商人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间，领风气之先又商机敏捷的宁波商人竞相投资保险业，他们不仅是近代中国华商保险业的开拓者，而且为推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1905年以来，无论是外资、合资还是民族保险公司，都有宁波帮的身影，由宁波帮自己创办和直接控制的保险公司，占到了当时民族保险公司的30%左右。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发生的中国保险业重大事件，均有宁波人的参与。宁波帮人物在中国近现代保险业发展历史上的作为与功绩，是中国保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也是值得我们传承与大力弘扬的宝贵财富。

《中国银行保险报》：您认为中国保险史对今天保险业有着怎样的启示？

王珏麟：中国保险史承载着我们保险萌生之后发展成长中的成功与失败，需要我们用心研究审视。认知历史规则、规律，可以让我们把握今天，开创明天。只有知道来时的路，才能使我们知道未来的方向，走远走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