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专题调研组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普惠金融”确立为国家战略。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之后各类商业银行的多种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持续涌现、方兴未艾。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以下简称“普惠小微贷款”）因其涉及面广泛、影响期持久，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的高度重视。2019年以来，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六大行”）在普惠小微贷款市场开始加速下沉，一方面增加了金融供给、降低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因此有必要从普惠小微贷款的角度对当前六大行下沉的现状、趋势以及农商银行战略规划、应对策略、典型模式等方面予以关注。

1  普惠小微贷款的总体发展趋势

2019-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对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作出具体增速不低于30%、40%和30%的要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虽未给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设定增速目标，但是在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中指出，“2022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力争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6万亿元”。经测算相当于同比增速不低于24%。

同时监管层还出台了多项措施奖励发展普惠金融的商业银行，诸如与宏观审慎评价体系挂钩、对银行发放的普惠小微贷款免征增值税、定向降准、贷款质量差异化要求（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等政策，持续引导银行加大对普惠小微领域的信贷投放。

（一）量增价降：全国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强劲增长。《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全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当时统计口径为500万元以下）余额为6.77万亿元，按照1000万元以下来核算（2019年调整）则2017年末新统计口径余额为8.19万亿元。

从贷款余额看增长强劲。2018-2021年，各年度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幅分别为15.0%、23.1%、30.3%和27.3%，均明显高于同期本外币贷款增速。2022年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到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2023年一季度末，余额达到26.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0%，仍然明显高于同期本外币贷款11.1%的整体增速（见图1）。

从贷款户数看增长强劲。截至2018年末，普惠小微贷款有贷余额户数2139万户；2022年末，普惠小微贷款授信户数达到5652万户，同比增长26.8%；2023年一季度，授信户数达到5765万户，同比增长14.4%。

同时，近5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加快和LPR持续下行，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即从2018年12月的超过6%下降至2022年12月的约4.90%，下行趋势比同期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更为明显。2023年3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4.42%，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低11个和41个基点，已经非常接近新发放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见图2）。

目前普惠小微贷款质量保持相对稳定。从整体看，截至2022年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不良贷款余额4476.21亿元，不良率2.18%，相对高于同期各项贷款1.68%的不良率平均水平，但是仍然处于相对低位。

（二）大行超速：普惠小微贷款执行效果远高于政策目标。2019-2022年，国家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或者增量提出了具体要求；从实际执行效果看，呈现出增速远高于政策目标的结果。

而从单个银行机构来看， 2022年，六大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和余额各有不同。从贷款余额来看，建设银行远超其他大行；从增速看，工商银行拔得头筹。从调研组走访的情况看，在不同地区下沉力度最为突出的大行也不尽相同。其中使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普遍感受下沉力度最大的是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也明显加大了下沉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并未对六大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工作作出具体要求。从一季度普惠贷款数据看，农业银行一季度末普惠贷款（人民银行口径，包括普惠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贷款）余额突破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比去年末增长4433亿元，比年初增长约17.3%。建设银行一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6734亿元，同比增长32.08%；普惠小微贷款客户279万户，一季度新增26.09万户。

（三）格局生变：大行和农金机构的市场地位对换。2018年末，六大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25万亿元，在银行业中占比约23.9%；同期农金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94万亿元，占比约41.9%。二者相比，农金机构在普惠小微贷款市场份额中占有明显优势。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六大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9.93万亿元，实际同比增长34.3%，市场占比38.4%；而农金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7.54万亿元，同比增长只有18.0%，市场份额已降至29.1%。2023年一季度末，农金机构普惠小微贷款市场份额较2018年末下降约12.8个百分点，国有大行则上升了约14.5个百分点，5年时间二者在普惠小微贷款的市场地位完成了对换，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市场份额变化均较小。

2  大行下沉普惠小微贷款市场的策略分析

（一）价格下沉：发挥利率定价优势。近年来，贷款利率下行、利差收窄趋势明显。以1年期LPR为例，2019年新的机制实施时贷款利率定价为4.31%，此后连续9次下调，2023年6月起已降至3.55%。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各类贷款利率也持续下行。六大行由于存款等负债成本相对较低，可对贷款利率给予较低的定价。

经测算，2022年六大行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4.03%，明显低于同期银行业同类贷款的平均水平。各机构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分布区间为3.75%-4.85%；其中，最低的是交通银行，最高的是邮储银行（见图3），这与二者的普惠小微贷款户均额度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与上年相比，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下行最多的是绝对利率较高的邮储银行，2022年下行34bp。

2022年，12家股份制银行实际贷款平均收息率分布区间为4.53%-5.90%，其加权平均利率约为4.83%。其中，8家机构披露了实际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分布区间为4.14%-5.84%。同期，上市农商银行实际贷款平均收息率分布区间为4.67%-7.04%，加权平均值达到5.21%，明显高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一般非上市农商银行的贷款平均收息率均高于同期上市同类机构水平，大约在6.0%。

通过数据分析清晰可见，六大行在利率定价上更有优势。2023年3-4月，调研组在贵州某农商银行就遇到一个现实案例。2023年初，该行推出利率为3.99%的普惠小微贷款，某大行随后就推出了利率为3.05%的贷款。受大行下沉及其他因素影响，2022年该行客户提前还款30%。

（二）技术下沉：发挥金融科技优势。一是强化金融科技建设。首先是金额投入持续增长。2018年，六大行科技投入金额合计约620亿元（测算值）；2019-2022年投入增长分别为14.5%、33.5%、12.3%和8.4%，均明显高于其营业收入平均增幅；2022年度，六大行科技投入合计达到1165.5亿元。由于增速更快，六大行科技投入与营业收入的加权平均比值从2018年的约2.08%，持续增加至2022年的3.16%。

其次是人力投入持续增加。2018年末，六大行科技人员合计约4.31万人，在员工总数中占比约2.34%；2022年末，其科技人员合计达到8.74万人，占比提高至4.79%。与2018年相比，2022年末科技人员占比提高了2.45个百分点，科技人员总数增加了约44275人，即4年翻了一番多。在六大行同期员工总数净减少约13888人的背景下，这种“翻一番”更凸显其对金融科技的重视程度。

从典型机构看，2018年末建设银行的科技人员9514人，人员占比2.75%；全年科技投入139.98亿元，占比营收的2.12%。2022年末该行科技人员增至15811人，人员占比4.48%；全年科技投入232.90亿元，占比营收的2.83%。

二是升级线上平台和产品。在普惠小微贷款领域，六大行主要通过强化线上产品、线上渠道、智能风控模型等优势，弥补其线下网点、人员的不足。截至2022年末，建设银行的“建行惠懂你”APP认证企业897万户，比上年增加257万户；授信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199万户、授信金额1.64万亿元，分别较上年增加72.62万户、6462.71亿元。中国银行开展了“智享美丽乡村”手机银行县域推广活动，推广“惠如愿”品牌下的“农田贷”“种业贷”“农机贷”等涉农贷款产品。2022年该行涉农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分别达到19.55%、37.91%。工商银行推出“e抵快贷”，提供在线抵押服务，实现抵押类业务全流程、纯线上不落地办理，同时丰富“e企快贷”，基于厂房、商用房等非标准抵押品的在线评估功能。邮储银行持续推广“邮易贷·小微易贷”等线上产品，2022年末线上小微贷款余额达1.12万亿元，同比增长56.53%。

（三）站点下沉：补齐线下渠道短板。一是县域网点不减反增。近年来，六大行的物理网点总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2019年末，六大行线下网点合计10.77万个；2022年末减少至10.56万个，3年共减少网点约2100个，其中2022年全年减少470个。与此同时，六大行的物理网点“质量”在提升，区域分布结构也在优化，县域网点不减反增。2019年末，六大行县域网点4.65万个，在全部网点数量中占比43.1%。2022年末县域网点5.35万个，3年增加约7000个，占比50.6%，3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

除了邮储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县域网点占比继续保持高位，其他几家以城市金融市场为主的大行更是明显提升。例如，2022年末，工商银行县域网点6213个，占比39.7%；建设银行县域网点4357个，占比30.4%。中国银行县域网点2948个，占比28.1%；覆盖1178个县域，县域覆盖率63.13%；已建成550余家乡村振兴特色网点。

二是服务站点加速布局。2014年以来，金融机构在行政村设立助农取款点数量呈现波动变化、时增时减的状态，但总量一直保持在80万个以上。

在六大行中，普惠金融服务下沉乡村最为突出的是建设银行。据建设银行2022年度报告显示，该行持续推进“裕农通村链工程”，年末“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保留44万余个，村级覆盖率达七成。邮储银行2022年末建成信用村38.35万个。工商银行截至2022年末“兴农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点累计建成3756家，覆盖1470个县和2543个乡镇。

六大行天然具有政策优势、规模优势、科技优势和品牌优势，在下沉过程中对农村中小银行产生了“鲇鱼效应”，这虽然提升了后者的市场竞争力，但也对其生存发展产生较大冲击。为此，农村中小银行需要正视大行下沉的现实和形势，努力提升竞争能力、寻求破局共生之道，同时还需要积极反映基层实际情况，争取规范化竞争、差异化监管的政策支持。

3  农商银行应对大行下沉亟须提升四大能力

在普惠金融市场中，过去农商银行具有网点分布广、员工数量多的比较优势，还具有区域信息掌握深入、经营决策反应敏捷、客户关系维护融洽等“竞争优势”。但是进入数字化时代，其比较优势作用明显淡化，竞争优势也有所弱化，而其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科技水平相对不高等劣势显得更为明显。因此，农商银行应当强长板、补短板，加快推进核心竞争能力建设、夯实竞争优势基础。

（一）强化政策研究与战略规划能力。“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在农商银行系统中也有普惠金融的真正引领者。早在2008年11月，原浙江省联社就下发《关于开展2009年“走千家、访万户、共成长”劳动竞赛活动的通知》，开始了普惠金融实践行动。2013年，浙江农信率先在全国实施普惠金融工程，由原浙江省联社印发、省政府办公厅转发《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2022年11月，新组建的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将其20多年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理论成果《浙江农商银行系统管理标准体系》。浙江农信在走出一条具有浙江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发展之路的同时，不断探索和打造了具有农信特色的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反映出较强的前瞻思维和政研能力。

对于宏观大趋势的研究与预判、业务大数据的分析与运用，一般县级农商银行很少有能力做好，需要由省级联社设立专门的政策研究与战略规划部门来担此重任。农商银行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做好区域竞争策略和战术研究，再由省级联社相关部门持续进行经验萃取和理论提升，进而在全系统推广。对于规模较大的农商银行可以设立独立的研究与规划部门，规模较小的可以设立独立的政策研究与数据分析岗位。

（二）强化成本控制与利率定价能力。一是控制负债成本。加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改变过去简单考核存款规模的管理方式和“一浮到顶”的经营方式，在流动性合理充裕、存款市场份额稳定的前提下，要适度控制存款增长速度。特别是要抓住目前存款增速较快的短期形势，在“非敏感区”合理下调存款利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有一些农商银行没有运用FTP系统，或者由于没有配套的考核系统而未完全运用FTP，也有很大一部分已运用FTP的农商银行定价曲线设定并不科学。

二是控制风险成本。当前，农商银行整体风险仍然相对较高，2023年3月末不良贷款率3.24%，是商业银行中最高的（见图4）。当前，农商银行必须运用数字化、智能化风控手段，建立完善全面风险防控体系，通过科技、制度、人力等多方面手段降低风险成本，提升资产质量，才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行稳致远。

三是控制运营成本。首先是加强全员的教育培训，增强运营能力；其次是加强科学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增强运营动力；最后是加强财务预算和管理，增强运营的约束力。“单兵作战能力”提高则整体竞争能力提高，单人生产效率提高则单位运营效能提升。此外，还需要加强贷款投向管理，减少资本消耗，控制资本成本；加强财务规范和税务规划，严控税费成本。

（三）强化科技应用与数智运营能力。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是银行业提升科技应用与数智运营能力的基础。从调研组了解的情况看，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科技人员目前已达到2800人，占员工总数的5%，已经建成400多个应用系统，是全国农信数智化转型的领跑者。2022年末，上海农商银行专职金融科技人员715人，占员工总数7.86%，较上年末上升1.58个百分点。常熟农商银行2022年科技投入3.14亿元，同比增长25%。而大多数省级联社（农商银行）的科技人员仅有百余人，科技投入较少，缺乏既懂科技又懂金融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就农信系统来说，数智运营的重点内容首先在于省级联社需要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的数据采集、分析和辅助决策的综合平台；其次是农商银行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区域化、特色化、个性化的二次开发，建立自己的数智化产品、数智化营销和数智化内控子系统。例如，浙江路桥农商银行依托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平台与台州市路桥区的平台联合，首创了“红色数智金融助富大脑”。

（四）强化线上与线下场景融合服务能力。一是自有网点的场景与服务。第一种是将商务场景融入。例如，在网点设立对外服务的小型会议、培训等场所和文印设备，获得线下客户流量，并为其提供增值服务。第二种是将公益场景融入。例如，借鉴建行的“劳动者港湾”、农行的“浓情暖域”等，在网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提供休息、饮水等公益服务。第三种是将生活场景融入。例如，通过打造“儿童银行”“丽人支行”“乐高银行”“咖啡银行”等更多社区化的精品网点，实现从“引流”到“获客”。

二是自有线上平台与渠道。目前农金机构主要是通过手机银行APP集合所有线上产品与服务，并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提供线上服务。部分农商银行的手机银行版本迭代更新不够，需要加快版本更新、功能完善和场景融入。同时对于手机银行营销推广要更加务实、考核指标要更加科学。

三是员工外拓的场景与服务。目前，大部分农商银行通过“金融村官”“金融助理”“金融卫士”等加大员工日常走访力度，深度融入厂区、园区、社区、校区，融入党建圈、服务圈、商业圈，获得其他机构无法获得的“小数据”，打造智慧医院、智慧社区、智慧菜场、智慧校园、智慧商圈等金融生态场景圈。

四是代理站点的场景与服务。如福建农信的“福农驿站”、浙江农信的“丰收驿站”、贵州农信的“黔农驿站”、湖南农信的“福祥e站”等，都是围绕乡村各种场景将乡村政务、商务乃至生活服务都融合到金融站点中来，打造集金融、电商、物流、民生、政务等于一体的服务模式。

4  农商银行应对大行下沉的六种参考模式

（一）智库平台共建共享模式。2019年12月，在原银保监会的指导支持下，中国农村金融杂志社联合全国30家省级联社（农商银行）成立了中国农金30人会议和中农金研修院。2022年，又进一步建立了农商银行百人会合作交流机制。自成立以来，中国农金30人会议、农商银行百人会共召开大会8次，发布研究课题报告近30个，各类专题会议数十场，出版了《小而美》《普惠金融的浏阳密码》等多部中小银行卓越管理系列书籍，有效地弥补了过去全国农信系统在宏观形势分析、金融政策研究、典型经验分享等方面的不足。中农金研修院连续3年组织全国农信系统优秀课程及优秀讲师评选大赛，组织专业培训与现场参访数十次，逐步形成了全国农信系统智库共建、智力共创、智慧共享的新模式，成为农金机构有效对应大行下沉、市场竞争的智力支撑。

此外，部分农信机构也在自发搭建区域性交流合作平台和类智库式的经验、技术共享模式。例如，长三角农村金融座谈会（上海农商银行及苏浙皖农信系统）、丝绸之路农商银行发展联盟（秦农银行、陕西省联社联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50多家农商银行共同发起），以及由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携手全国20家省级农信系统发起的农商银行数字金融联盟“CLUB”等。

（二）普惠金融的数智化转型模式。包括：1.以省联社大平台为主导的数智普惠模式。当前农商银行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绝大多数都需要依靠省联社大平台的支撑。有的省联社科技服务能力较强，可以基本满足辖内不同行社的需求，县级行社仅需要针对比较特别的需求，依托科技公司做工具性开发建设即可。例如，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原浙江省联社（现为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开发、上线了专门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等重点普惠客群服务的“数字普惠大脑”系统，并获评2022年第六届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优秀案例。

“数字普惠大脑”以数据云平台构建大脑信息中枢，以建模分析平台构建大脑分析中枢，以智能决策平台构建“客户”与“风险”大脑决策“双中枢”，构建了2578个覆盖农商银行营销、风险、定价等方向的决策模型，基本实现为全省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个人客群等融资授信提供智能决策支持，促进了“小微速贷”“小微易贷”等普惠产品的客户营销与余额增长。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2022年末，浙江农信系统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1634.8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269.06亿元，同比增长24.23%，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高于其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在全省的占比为34.1%，高于全国农信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

2.以农商银行为试点（主导）的数字化转型模式。在调研中不难发现，部分省联社科技支撑力度不足，而个别行社的数字化转型需求又日益迫切，这就会产生以个别农商银行为试点（主导）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例如，吉林榆树农商银行由吉林省联社为其开通特别接口，以省联社科技平台支撑其探索各种数字系统的开发和建设。在省联社的支持下，该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搭建“榆快金融”数字化线上普惠金融平台，包括大数据平台系统、快贷运营管理系统、“榆快金融”微信小程序客户端、“榆快金融”APP员工端，研发推出“榆快金融”4个系列零售类特色数字化全线上贷款产品，基本满足了客户“快简足优好+八随五秒”体验需求。目前，榆树农商银行线上贷款产品余额突破23亿元，累计投放超过70亿元。对于资产规模在两三百亿元的农商银行来说，这是一种适宜的模式。

当然，对于上市农商银行以及千亿级的农商银行来说，依靠自己的科技队伍，并与第三方公司合作，自主开发建设数字系统也是一种模式，但对于多数农商银行来说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三）利率定价机制模式。包括：1.广东东莞农商银行相对低价模式。广东东莞的小微企业数量众多，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截至2022年末，东莞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045.75亿元，同比增长30.9%；同期新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4.71%，比上年下降99bp。

东莞农商银行在2016年设立了小微金融部，2019年在分支机构试点组建小微专营中心、打造小微专营团队。同时，面向金融市场发行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创新“莞快贷”“利微贷”等普惠小微贷款产品。面对大行的利率优势，东莞农商银行也在持续改进定价方式、下调贷款利率。2020-2022年，该行新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分别为5.65%、5.52%和4.75%，其中2022年已经低于同期金融机构的平均水平（见图5）。

尽管近年该行存款平均付息率有所上行，但在2022年控制在2.02%；由此使得同期净息差达到1.92%、平均资产收益率达到0.97%，分别高于商业银行平均值1bp和21bp。2020-2022年，该行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速分别为33.93%、32.90%和23.96%，分别较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高出6.9bp、18.9bp和12.6bp。

2.浙江余杭农商银行利率控制模式。2022年末，余杭农商银行各项贷款余额1073.54亿元，同比增长22.23%。其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95.0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68.57亿元，同比增长30.28%；普惠小微客户总量18621户，比上年末增加3328户。存量客户的户均余额158.4万元，增量客户的户均贷款206万元。在区域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该行普惠小微贷款能够保持较快增长，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普惠金融领域进行网格式管理、数字化经营，还有其近年来较强的利率定价能力。

2016年以来，余杭农商银行通过调整存款结构来控制相应的利息支出。例如，该行对公存款占比由2015年末的24.66%，上升至2022年末的34.37%；公司和个人的定期存款占比则由2015年末的63.61%，下降至2022年末的53.27%，这在近年来存款定期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尤为难得。由此，2016年至今该行存款平均付息率均保持在2.1%以下，其中2017-2021年期间保持在2%以下。2022年，商业银行存款平均付息率整体有所上行，余杭农商银行的存款付息率约2.04%，较上年略有上行。

受益于存款成本控制有力，同期该行贷款利率定价空间较大；在贷款质量优良的基础上，2016年以来贷款平均收息率均在5.7%以下，并同行业趋势一样保持下行。2022年，该行贷款平均收息率约5.05%，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由2019年的6.84%下降至2022年的5.58%（见图6）。

（四）深耕式专营机构模式。普惠小微贷款市场必须深耕细作，以专业的团队实现“术业有专攻”，这也是目前大行下沉中较难实现而农商银行可以运用线下优势将服务做到极致的方式。对于规模较小的农商银行而言，可以选择在园区等小微企业聚集区设立普惠小微专营支行；对于规模较大的，则可以选择在总行设立专营管理部门或者专营事业部。

以张家港农商银行为例。2017年3月，张家港农商银行就设立了“小微金融事业部”，实现事业部制管理。2019-2021年，张家港农商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长迅速，3年增速分别为52.26%、46.33%和36.46%，大大高于该行同期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见图7），在2019年和2021年的增速高于六大行同类贷款平均增速。

2022年末，该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64.89亿元，同比增长16.96%。尽管明显放缓（2022年江苏省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28.2%），但还是高于同期该行贷款平均增速。

（五）深度融入产业参考模式。普惠小微贷款市场的下沉，往往与区域性产业集群紧密联结。产业集群有集聚、关联、扩散效应，能提高区域内产业的生产效率，降低运输、交易等成本，带动上下游关联产业形成完整产业链条。随着产业集群在县域越来越明显，农商银行在服务普惠小微企业上可以探索出一条深度融入的模式，其中以安徽亳州药都农商银行较为典型。

从外部环境看，该行所处区域具有优势主导产业，地方政府一般都建有大数据平台。安徽亳州是闻名全国的“药材之乡”，2022年，亳州市中医药产业规模达1664.1亿元。2014年该市就开始建设“一站式”网上办事平台，2015年研发网上办事大厅手机APP，2019年搭建“亳州市企业联办服务平台”。从内部情况看，该行高度重视融入产业，在总行设立了“供应链金融部”，在业务经营上高度专注、深度融入中医药业产业链上的药农、药企、药商等小微企业。目前，全市85%左右的药农、药企和药商成为该行的忠实客户。

（六）与大行开展战略合作模式。调研组发现，近年来在大行下沉呈现“常态化”的背景下，农商银行虽与六大行形成竞争，但与六大行的“牵手”也日渐频繁，双方从“竞争”到“竞合”，开始寻求多层次的战略合作。

较早的有2018年10月贵州省联社与建设银行贵州省分行、建信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同业合作平台框架服务协议，主要内容是后者向贵州农信系统提供科技输出服务、大数据服务、同业金融服务、咨询服务。2023年，江苏省联社分别与交通银行总行、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签订合作协议，山西省联社与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联社、海南省联社分别与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海南省分行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也推动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技术、人才甚至战略投资。原银保监会在2021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动大型银行向中小银行输出风控和技术工具。

从二者合作内容来看，目前主要涉及理财、信贷服务，以及技术、人才、资本等方面的合作。业内专家认为，农商银行与六大行在普惠小微贷款领域主要还是竞争关系，合作空间较小。但六大行的科技系统是否适配农商银行，在各地表现不一，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调研组组长：朱进元

副组长：石义斌

成员：余爱民 尚勤 彭树军 张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