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这个名称，是由当时财政部副部长方毅提出，并经兼任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同意，由总理周恩来确定的。1954年6月9日，中财委又向陈云和毛泽东主席请示，建议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6月18日，中共中央批复中财委，同意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基础上，以不增加编制的原则，建立基本建设专业银行，由财政部领导，负责办理基本建设投资拨款监督工作。随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即通知各级机构开始积极筹备成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并要求于9月25日前筹备就绪。

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决定》。10月1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正式成立，交通银行总经理马南风被任命为第一任行长，郭沫若题写了行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基本建设投资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时，仍在原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办公楼办公，只是在“交通银行”行标旁，加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行标。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承接了交通银行办理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拨款业务和相应的内设处室、职工以及全部的分支机构，全国交通银行原有的9000多人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仅保留了公私合营企业管理处及15名干部，相应配备了文秘、人事、后勤人员20多人，共计40多人。

1954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在交通银行原有机构和干部基础上建立基本建设专业银行的批示。

1955年9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西交民巷新址办公，标志着交、建两行已完全划分，各自独立发展。交通银行仅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重庆、广州、福州、杭州、南京、青岛、宁波等当时公私合营企业较多的大中城市保留分支机构，合营企业少的地区采取委托人民银行代理的办法，暂不设置交通银行机构。结合全国各地的业务情况，在经过近一年的调整发展后，至1955年底，交通银行全国有分支机构78个，员工约800人。

独立建制后的短暂发展

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分离出去前，交通银行的业务重心放在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方面，对合营企业财务监督工作开展得较慢。两行分离后，交通银行专注于负责监督合营企业财务工作。

1955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对公私合营企业公股、代管股的股权、股息红利和公积金的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除了重申统一整理公股股权以外，还明确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公积金都应当专户存储交通银行。此后，在国务院批准的交通银行1955年工作方案中，对公积金以外的其他各项专户资金如折旧基金、多余流动基金、固定资产变价收入和待分配盈余等，也指定由交通银行进行组织收存，这就把公私合营企业中一切可能组织收存的资金全部都收存起来，为加强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资金管理，促使企业按照计划用款和便于国家对这些资金进行统筹调剂，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国务院的通知要求，交通银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仅在1955年一年中，就组织收存各项专户资金60708万元。在收存总数中，按企业性质划分，中央级公私合营企业占47.57%，地方级公私合营企业占52.43%；按专户资金性质划分，待分配盈余存款占57.53%，公积金存款占15.8%，基本折旧基金存款占17.55%，多余流动资金存款占9.12%。这些专户资金的收存，不仅促使企业划分了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加强各项资金的运用计划性并克服了一些企业财务混乱、资金使用不合理的现象，而且还把这些资金运用到扩展公私合营企业方面，以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支出。

交通银行总经理马南风关于1953年工作部署的报告。

根据财政部1955年11月4日致国务院关于交通银行的报告，交通银行“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监督企业资金合理使用，组织积累可用的资金，推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已初步起到一些作用”；同时，为了让交通银行的工作能进一步开展起来，财政部提出，“在贯彻精简的原则下，根据具体工作需要，把交通银行机构迅速建立和健全起来，干部给以适当充实，以适应工作需要”。

1956年1月26日，财政部下发通知，所有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一律责成交通银行专职办理。同时，财政部还电告交通银行当年的两项主要任务，分别是“建立健全制度，加强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财务监督工作”和“要组织合营企业收入，监督合营企业支出，国家对合营企业的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采取分级管理办法，中央级的列入中央预算，地方级的列入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

1956年，全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入高潮。全国范围内合营的企业，除了商业外，仅工业就有十多万户，如全部由交通银行管理，工作量将增加数十倍，这对于当时不足千人规模的交通银行而言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任务。1956年1月29日，在交通银行全国分支行经理会议上，副总经理张平之指出：“我们1956年的工作任务是紧急、繁重而又十分艰巨的，要完成这些任务，在工作执行上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比如我们的机构还很不健全，干部数量还差得很远，现有的干部大多数又是其他部门新调来的，对业务还不够熟悉。”同时，张平之又分析指出，有利条件还是主要的，“首先是中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各级党政对这一工作领导的加强；其次是企业中的职工都站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前列，热烈拥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最后是在全行业合营的条件下，企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开始按照社会主义方法来经营管理……”当时，全行上下都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光荣的政治任务，士气高涨。

最终，交通银行在全行业合营不久、情况复杂多变、财务收支不稳定的情况下，积极组织收入，合理监督支出，除及时供应企业生产与改组改造中所需的资金外，还超额完成了国家规定的财政积累任务。并且，在提高合营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实行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造政策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