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子祥

当前，经济金融领域面临许多新特点，新形势，也遇到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如何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点，科学总结闽西“枪杆子”“钱袋子”结合的实践，彰显创新成果，传承红色基因，对深入推进新时代经济金融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枪杆子”“钱袋子”结合的理论溯源

建党初期，党组织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创建人的酬金、稿费和一些支持者的捐助来维持。之后的一段时间，主要依靠苏联共产国际的援助，但这种援助带有鲜明的“世界革命中心”苏联利益的色彩。此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其中原因之一是未及时夺取法兰西银行而导致革命政权无经济保障）”，使早期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清醒地认识到，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

革命根据地创始人在紧握“枪杆子”的同时，一刻不停地对“钱袋子”（经济金融）的探索。大革命时期，在列宁合作社理论原则的指导下，一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情有独钟的湘省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从“农民问题严重性入手”，经过深入调查和客观研判后提出：农村合作社（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是扶持生产、融通资金的“第一好”的方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提出了合作运动应该与工农运动结相合，并为工农运动和革命战争服务的主张。1926年5月间，湘省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聘请过专业人员讲授了“农村合作课”。1926年12月，湘省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在主持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的组织；号召贫苦农民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合的资本、集合的信用”，抵制高利贷的盘剥。1927年3月，湘省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再次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农民要在经济上摆脱土豪劣绅的盘剥，实现自救的最好手段就是组织合作社。这种合作社运动随农会的发展发展到各地。”

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等领导边界军民浴血奋战，成功打破了敌人的军事“会剿”。之后，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充分认识到，单靠“打土豪”来筹集革命经费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为保证政权建设和军队给养，在改造后的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的协助下，建起了一个红军造币厂，造出了“工”字（寓意工农兵政府）银圆并流通，真正开始了“钱袋子”的实践探索。

1929年3月，“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四军进入闽西，发展了红色根据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从而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序幕。1929年6月，在龙岩城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因一些重大见解上产生分歧等原因，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暂时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在闽西党政领导邓子恢、张鼎丞等要求下，红四军原主要负责人化名杨子任到闽西乡间养病并指导工作。这期间，其在亲自审定的中共闽西首次党代会的《关于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提出：苏维埃政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举办合作社等地方建设事业。

1929年8月，红四军原主要负责人在永定县和上杭县等地养病时，得知较早成为红色区域的龙岩、永定等县根据地，出现了农产品价格飞跌，而城市工业品反而涨价的“剪刀差”现象，产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直接影响了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当时出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点”的情况。在广泛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红四军原主要负责人指导中共闽西特委发出多份通告，其中《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第七号通告，指示由区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帮助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避免农民受到商人剥削，调剂农村经济。

在红四军原主要负责人的亲自指导和精心推动下，永定、上杭等县党组织发动较早成立区乡苏维埃的地方，于1929年秋迅速发展了一批生产、消费、信用等合作社组织，以实际行动演绎了红四军原主要负责人合作经济思想的最初实践，使闽西成为中央苏区乃至全国最早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创办合作社组织和取得了辉煌成果的地方。

“枪杆子”“钱袋子”结合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以后，至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期间，闽西地区的民间高利贷剥削非常残酷。当时高利贷的主要形式有现金借贷（钱利），粮食借贷（谷利）、预卖农产品（卖青苗）、典当、邀会等，通常月息3至5分。此外，还有“月子利”“圩子利”等。农民借了这种“阎王债”，其结果是债务越背越重，甚至卖儿卖女或破产逃亡。因此，土地革命一开始，废除高利贷与分田就成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最响亮和最有力口号。

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过程中，闽西苏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把废债和分田并列，作为消灭封建剥削的重要内容。闽西“四大暴动”后，高利贷被逐步废除，但是由于新的金融体系尚未建立，闽西金融市场极为混杂，进而出现了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资金却借贷无门的窘境。闽西金融市场和币制混乱，各地混用银圆、银角、铜钱、杂毛等。银圆多为“袁大头”，每元值银7.2钱。1917年后复用铜圆，多为“民国开国纪念”铜币，逐步取代铜钱。铜圆兑银角依市面多寡而定，少时12枚，多时22枚兑1银角。在永定，苏区创建之时银价不统一，永定城关、合溪、湖雷市面光洋1元兑换13毛，太平区1元兑换14毛4厘，花洋1元兑换14毛，金丰区光洋1元兑换12毛。同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票子，各商会的票子，都在市场流通，还有大量杂洋等劣质银币充斥市场。根据地群众不敢用白区的钞票和杂银，致使有些偏僻山区，甚至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境地。农民没有资金购买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只好大量粜粮，造成粮食供过于求，米价大跌，而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前面所说有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闽西地区的民间高利贷残酷剥削的事实也呼唤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金融诞生。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龙岩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