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涛

一直以来，能源行业在我国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谓是经济命脉。在21世纪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浪潮之中，中国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注入新动力。2021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52.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2%，其中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达25.5%，上升了1.2个百分点。气候经济时代，能源清洁化可谓是中国绿色转型与“双碳”目标进程的重点突出领域，其不仅依赖于能源类型的转变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更离不开金融业的配合与支持。在中国未来能源转型之路上，绿色金融将不断发挥革命性的资金引导和配置作用，全面服务于产业经济绿色化升级过程。

能源文明正开启绿色变革

人类文明的演进也是一场能源文明的演化，自人类开始运用火以来，能源活动的核心便是能量本身在不同形式中的转换，并且再以某种形式进行空间流动。工业革命时代，工业生产活动中的能源利用过程是化石能源的能量转化过程——化石燃料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热能，热能通过蒸汽机热膨胀或者内燃机转化为机械能，这一过程伴随着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浓度增加。可以说，工业时代的能源活动和生产活动是碳排放增加的过程，也是碳元素从有序到无序的流动过程，这一过程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影响，与《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相背，且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高度依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气候治理行动。

在应对气候问题的客观需求下，经济社会绿色转型需求加速了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换，风力、水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的能量转化过程很少有碳元素的参与，其碳排放量远低于化石能源。可见，气候经济时代，能源清洁化与生产生活绿色化的过程，是经济系统由增碳向减碳的转变过程，21世纪能源与经济的绿色转型与升级，可谓是一场绿色变革。

化石燃料将发生资产搁浅

在短期可预见的将来，绿色变革引发的工业生产方式与碳排放的逐渐脱钩将带来化石燃料文明的衰落，化石能源和相关产业将发生“资产搁浅”。一是化石燃料本身不再被视作优先能源进行利用，尤其是清洁电力的成本逐渐降低并接近火电成本；二是各类投资倾向于逐渐撤离高污染、高碳排的棕色资产和项目。

从金融角度来诠释，金融活动普遍基于货币和资金的跨时空价值交换与流动。工业时代，化石燃料亦是货币和资金的物质基础来源之一，则金融活动也可视作能量流动的外在表现形式。发挥金融业绿色转型的作用使其支持并实现能量流动或能源活动与碳排放脱钩，将成为气候经济时代金融改革与升级所要遵循的方向——在气候经济时代碳排放面临约束，金融业所支持的资源合理优化配置作用应当转变为以生态环境和气候治理的效益作为衡量标准。

绿色转型应实现减污降碳“软着陆”

随着气候治理进入全球共识新阶段，经济绿色升级步伐迅速加快，金融业应当为能源清洁化和减污降碳提供转型支持。不仅要持续挖掘气候治理的生态效益，更要在化石燃料资产搁浅的过程中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减污降碳“软着陆”，即保障绿色产业增量的基础上，实现化石燃料向清洁能源的平稳有序过渡，防范气候风险、投资风险、就业风险等多种不确定因素。

实现“软着陆”，其关键是发挥绿色金融的优势引导作用，实现资源合理优化配置，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绿色平稳转型。因此，金融业需要发挥三大优势职能：一是要为高碳产业和企业寻求转型出路，发挥转型金融的作用支持棕色产业向清洁化平稳安全过渡；二是要持续引导能源流动的脱碳化进程，在维持现有能源与工业正常循环的基础上逐渐改变投资方向和资产配置，实现在保障能源消费增量的同时提升清洁能源的供应占比；三是要寻求自然价值和收益，挖掘绿色产业和生态资源的未来可折现效益，提升绿色与生态金融的盈利性，利用未来福祉覆盖和弥补当前的减污降碳“软着陆”成本。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