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将核能和天然气作为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渡能源，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供应短缺和化石能源进口危机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能源与绿色投资格局，并将改变全球碳中和进程。

欧盟面临的能源风险

欧盟的天然气长期依赖从国外进口，化石能源供应对欧盟来说具有保障性意义。从当前的市场表现来看，欧盟正面临能源供给、用能成本与减排成本三者间关系脱钩的风险。

一方面，通过风险传导机制，国际能源与金融市场的联动直接影响欧洲能源进口供给价格，欧盟进口能源在交易结算中受到了较大阻碍，用能成本具有显著增大趋势。自2022年全球能源危机以来，荷兰TTF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屡创新高，甚至部分日期的增幅还达到50%。天然气供应与价格间的关系脱钩表明了欧美国家对外金融制裁后所造成的用能成本上升风险。

另一方面，欧洲能源危机所产生的悲观情绪正扰乱着欧盟的减排节奏。欧盟碳交易中的碳排放权配额价格是体现欧盟减排进程的晴雨表：碳价越高，企业在减排方面的投入越多，对减排越重视，反之亦然。但在欧盟天然气与石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同时，欧盟碳排放权配额（EUA）的价格从今年2月初的97欧元下降到3月初的69欧元。很显然，化石能源危机让欧盟对减排工作情绪悲观，这也将为欧盟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增添了不确定性。

所以，从短期来看，欧盟的能源保障与减碳工作正遭受威胁。能源危机引发全球化石能源价格上涨和金融市场结算困境，同时引发欧盟的用能成本上升，并伴随着碳价下降。

欧盟低碳转型成本大增

为摆脱对外国的化石能源供给依赖，欧盟各国纷纷表示，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及相关技术，在确立能源独立供给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对欧盟来说，以扩大光伏、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规模实现能源自主供给的路径仍难以脱离化石能源进口影响。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长，短期内为保障区域内能源安全，欧盟或仍需依赖能源进口支持。

在建设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镍、铝、铜、钴等矿石等原材料。欧盟在《欧洲绿色协议》中明确将以上原材料列为能源转型中必不可少的“绿色”金属。欧盟对这些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当前全球局势下欧盟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也面临一定的供应短缺问题。因地缘政治与供应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欧盟难以脱离新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进口供应的影响。在全球能源危机初期，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镍现货价格突破2.5万美元/吨，并创下10年来的新高，库存也从去年4月的26万吨下降至今年2月底的8.23万吨。如此来看，能源危机不仅对欧盟能源消费成本产生直接影响，对长期绿色能源建设也造成了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对于欧盟长期的绿色能源供给来说，尽管能源在未来有机会实现独立生产，但生产设备的原材料需求或将难以摆脱进口供给影响。

全球绿色投资前景

绿色投资是以帮助人类应对与适应气候变化而产生的投资行为。近些年ESG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主流投资趋势，但在能源危机后，ESG投资的社会责任属性或受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而削弱。

从环境（Environmental）角度来看，环境污染或将加剧。前文提到，为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进口依赖，欧盟各国有意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但在能源建设完工前的窗口期中，更稳定的煤炭发电将成为欧盟保障能源供给的首选。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欧洲绿色协议》负责人蒂默曼斯表示，“欧盟各国在转向可再生能源前，可以在煤炭上停留更长时间，以避免对天然气的依赖。”这也将提升全球碳排放量，并削弱全球绿色投资的积极性。

从社会（Social）角度来看，部分国家的绿色发展或将被世界孤立。不少欧洲企业在自发地出售外国新能源相关企业股份，将企业绿色发展把握到自己手中，提高自主性、减低对外依赖，这将割裂世界绿色化发展格局，不利于全球绿色能源、绿色技术、绿色投资等方面的共同发展、资本流动和产业交流。

从治理（Governance）角度来看，金融制裁或将引发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欧盟实施SWIFT金融制裁除了不利于部分国家之间的能源交易结算外，对于债券国来说也很难收回债务，难以收回的债务容易引发债务危机。

综合来看，此次能源危机将增加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资金成本与机会成本，同时也将抑制全球对绿色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仅对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来说，能源危机并没有为任何国家带来明显的利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仍需各国共同努力，协同配合。

2  全球低碳格局

能源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是短期性和阶段性的，但它在深层次上影响了未来全球能源产业与绿色投融资市场的走势，甚至改变国际碳中和进程下的国际格局。经过此次全球能源危机，不少国家意识到要把握能源产业发展的主动性，提升战略独立性，在碳中和目标下通过能源的清洁可再生替代来降低本国能源系统对化石燃料的进口依赖，同时加快布局绿色投融资市场的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以在未来能源新转型时代中占据优势地位。

能源领域

在能源领域，能源新转型时代的能源格局将发生二次重塑，可持续、多元化、安全自主的新型能源体系成为各国战略新目标。

欧洲对外化石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极高。国际能源危机后，欧洲对外进口管道天然气受到地缘政治阻碍，令欧洲能源市场发生严重短缺，迫使欧盟不得不加倍投入可再生能源。

因此，能源转型在全球碳中和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开展能源的清洁转型不仅是降低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环境友好性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逐步实现与外国化石燃料资源脱钩，并在类似此次能源危机的国际事件中降低本国冲击的重要举措。能源转型不仅是简单地向可再生能源过渡，而是建立起具备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属性，国际风险防御力属性、注重能源安全保障性的综合能源发展体系，反映了能源转型在能源新转型时代的新方向。

由此可见，能源危机对全球能源产业格局的重塑是颠覆性的。在能源转型时代，各国将从此次能源危机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加速对清洁能源的投资部署，降低对化石能源的进口依赖，寻求能源发电布局的多元化，做到既不盲目发展可再生能源，也不过早放弃传统能源，并合理安排过渡能源，提升能源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下一阶段能源格局，将是能源安全与清洁低碳并行、产业增长与运行稳定并重的综合格局。

金融领域

在金融领域，可持续绿色投资规模将加速增长，令大部分国家改变投融资布局方向，并注重提高绿色金融的国际防御力。

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极大地推动和提升了全球绿色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尽管欧盟近年来通过大量气候政策布局推进2050年碳中和目标，仍无法迅速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而能源等绿色产业的低碳多元化发展成为全球绿色金融亟须支持的重要目标。

当前，可再生能源本身具备一定的不稳定性，风力发电无法做到24小时持续供应，光伏和水电受制于天气和季节因素，核能则面临核安全问题和技术攻关难题，从而需要阶段性地依赖部分化石能源发电和过渡能源，各种综合因素为全球能源局势增添了综合不确定性。因不确定性连锁引发的能源危机以及衍生的绿色金融和气候投融资危机将会以更高的频率发生，为各国进一步带来绿色金融的国际风险防范需求，也提升了绿色投融资应对气候变化防御力的创新要求。

为此，能源新转型时代的国际绿色投资将进一步聚焦于能源危机的金融防范，在绿色金融支持低碳产业、绿色升级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金融的气候转型与绿色创新在抗风险层面提升了新高度，各国将积极设立对冲全球绿色投资风险的金融工具，以应对国际气候与能源突发事件带来的能源与贸易危机，例如国际能源保险、气候变化衍生品、绿色抗风险基金等，推动和保障绿色投融资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贸易领域

在贸易领域，国际贸易进出口竞争与合作将越来越聚焦于清洁能源产业，贸易格局发生“脱碳化”。

随着国际碳中和进程加快，符合绿色低碳属性的清洁能源产业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而此次全球能源危机进一步奠定了清洁能源成为国家战略核心地位的趋势。能源是经济命脉，关系到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国将不断重视在碳中和背景下进一步保障能源发展的战略自主性和能源系统的战略安全性，降低对化石能源的对外依赖。能源国际贸易重心将从化石能源逐渐转变为清洁能源产业原材料、设备、技术的进出口。

清洁能源产业虽然能摆脱非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劣势，但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技术没有摆脱对外依赖，也没有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重点赛道。在此过程之中，中国加快可再生能源产业布局，在光伏、风电等领域占据了国际优势地位。中国光伏产业对外贸易量持续扩大，已成为最大的光伏出口国家，2021年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光伏组件高达40.9GW，同比增长54%，进一步强化了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令其他国家对中国清洁能源依赖度持续提高。能源新转型时代全球贸易格局的改变，将带来大国实力的转变，大国崛起将不再通过化石能源掌控贸易和金融，而是加快布局低碳产业。那些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占据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国家将会实现能源新转型时代与碳中和时代的绿色崛起。

3  中国：把握能源自主权和话语权

在全球能源突发事件引发的全球及欧洲能源短缺问题中，欧洲动向已经对中国和世界表明，不仅应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布局清洁可再生能源，更要积极把握自身能源主动权和提升国际能源话语权。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何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力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能源发展的首要问题。只有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充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才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

把握能源话语权

为了摆脱对化石能源的进口供应依赖，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2月28日公布的计划中重点指出将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从进口化石燃料转向依赖当地生产的低碳型能源。此次能源危机很大程度将成为欧洲发展清洁能源的催化剂，清洁能源发展符合国际碳中和绿色升级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也不受制于化石资源进口。从中可以看出，为了防止新一轮的能源霸权的崛起，同时争夺能源话语权，中国必须加快布局清洁能源，从全球及欧洲化石能源供应短缺危机中意识到发展清洁能源的必要性以及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从能源供应角度来说，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而石油及天然气储量相对不足。受到能源生产结构影响，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绝大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对化石能源尤其是石油的需求不断提高，但中国本身石油存储量很低，且开发难度高，因此需要大量进口石油。由于历史及国际政治环境，中国进口石油等路线极易受到他国封锁。因此需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如大力发展风力、光伏发电、新能源汽车。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健全碳市场，发展绿色金融以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等，符合中国自身的国情，并可在发生国际区域风险事件的时候，降低对国内的影响。

从能源安全、环境和经济性等方面考虑，中国应发展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清洁能源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

本次全球突发事件带来的欧洲能源危机，与欧洲各国存在“一刀切”“运动式”减碳有很大关系。从思路上说，一定是先保障能源安全，再推进绿色低碳改革。虽然此次危机不会导致全球绿色低碳改革转型停滞，但是会加大绿色升级成本。为了顺利达成“双碳”目标，中国必须在方法路径上多一些备选方案，多一些柔性的管理应对措施，应按照自身能源产业格局与碳中和目标合理规划清洁能源产业，兼具防范国际能源危机冲击和国内能源转型风险的特点。

从我国的能源结构来看，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火力发电依然是目前发电的主力。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暂时难担重任。数据显示，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比超过40%，然而发电量只占总发电量的27.3%。尤其是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接近25%，但发电量占比不足10%。因此，如果想顺利完成“双碳”目标，降低煤炭在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已成为能源结构转型中的必然要求。不过，规模如此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费，意味着任何“跃进”式的“换赛道”都会导致社会生产和生活用能的供应问题。

中国应从国际角度客观分析国际绿色发展背景，按照自身能源产业格局与碳中和目标合理规划清洁能源产业，兼具防范国际能源危机冲击和国内能源转型风险的特征，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绿色发展之路，以应对新一轮的国际能源危机和竞争。

首先应当准确分析形势，不仅要分析国内的发展形势，还要分析国外的发展形势，做到规划引领未来。从清洁能源的技术发展、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其次应进行合理规划，落实到具体项目上面，需要进行合理的评估。需制定符合当地综合基础的绿色发展目标，根据项目所在地的资源储量、建设条件、电力消纳、敏感性因素等对规划项目进行评估，分析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以及需要破解的难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解决措施。对于条件优异的项目优先开发，条件一般的延后开发，条件较差的直接舍弃。

最后有序实施可行性项目，做好各类清洁能源发展规划之间的衔接工作，进行科学管理，实施第三方监督。

能源安全事关发展安全、国家安全，不容有失。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能源需求不可避免继续增长。必须贯彻“三新一高”要求，立足国情，妥善处理好发展和减排、当前和长远的关系，统筹稳增长和调结构，深化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锦涛、赵越、葛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