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仇兆燕

继2021年“双碳”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2022年“双碳”再度独立成篇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能耗“双控”是指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已经实施多年。为何要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对此，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及业界专家认为，基于我国当前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是一段时间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但是，煤电退出不能一蹴而就，只有开展能源转型，让新能源逐步“顶上来”，传统能源才能有序“退出去”。

通盘谋划开展能源转型

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在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出。

能耗“双控”是为了控制排放的增长，是对用能总量的单一考核。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则是考核碳排放总量和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并非以用能总量为单一目标进行考核。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用碳排放的指标替代能耗指标，减污降碳会更加精准。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但是一切工作的开展也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据记者了解，当前我国能源仍以煤为主，如何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逐步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科学有序实现“双碳”目标，是未来较长时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推动能源革命问题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能源革命，确保能源供应，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推进能源低碳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认为，去年，我国推动绿色减碳发展成绩显著。在能源方面，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1.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47.0%，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规模。但是，煤电退出不能一蹴而就。只有新能源逐步“顶上来”，传统能源才能有序“退出去”。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鲁修禄认为，要更好地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考虑，环境指标和管理上要“稳”，环境质量和经济服务上要“进”，在“稳中求进”中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绿色金融需顺势而上精准发力

这一考核方式的转变将对经济和企业产生深远影响。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认为，这将引导能源结构加速转型，将缓解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PPI大幅冲高的情况，对稳定宏观经济运行起到重要作用。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报告提出能耗强度目标将放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并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定目标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避免出现“运动式”减碳和“一刀切”。

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机制和手段，金融业如何才能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相关领域，支持“双碳”工作的开展？

实际上，近年来，银保监会持续指导金融机构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扎实做好金融支持能源保供的相关工作。在具体的方向上，一方面是保证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提高信贷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兼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总商会主席、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王冬胜认为，要实现“双碳”目标，实体经济的所有行业都需要遵循以科学为基础的低碳转型路径。

“金融机构在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和利益相关各方的合作，帮助企业评估气候变化影响，提升气候风险管理能力，在设定高能耗行业风险敞口和退出计划及时间表时需兼顾‘公平’。”王冬胜建议金融机构，在充分理解企业转型的现实条件和挑战的基础上，根据其自身的减排目标、加速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企业信用的影响等因素，帮助企业设定与科学减排路径相一致的预期目标。“协助企业制定适合其特点的应对气候风险战略方案，并制定融资解决方案助其落实。”

推动碳减排仍需完善制度体系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副首席执行官蒋颖在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带来了《关于加快研究碳排放税收政策，完善双碳政策法规体系的提案》和《关于纳入更多具有良好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碳市场服务机构的提案》。她建议将碳税作为落实推进“双碳”目标的政策工具，加快研究和立法进程，完善我国“双碳”政策法规体系；通过完善碳市场核查机构的监督管理机制，更广泛地纳入有公信力和专业能力的核查机构，提升碳数据质量，推动中国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接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院长郭继孚提出了“建立个人出行碳账户”的建议。他认为，在碳普惠体系中，各类行为的碳排放可得到准确计量，其中低于高碳水平的行为都能获得激励，通过个人碳账户，用来抵消自身高碳排放、参与碳交易或转化为其他社会福利。据悉，近年来，北京、深圳、广州等地都相继在公众碳减排领域开展探索与实践，初步建立了地方性的碳普惠模式。不过，从全国来看，要推动城市碳普惠，建立个人碳账户，乃至调动全民积极性减少消费端碳排放，国家层面尚缺乏明确的定位和体系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