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复员”初期的斗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即制定《行政院各部会署司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此时，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职工生活雪上加霜。上海交通银行当局却以等待重庆总管理处派员前来接收为由，将职工工资冻结。而从大后方回到上海的官僚资本集团，正在进行掠夺式的“接收”，丑闻频传。交通银行职工对自己几年来受到敌伪压制的经历已经深感痛苦，眼见胜利后依然看不到任何好转的希望，部分积极分子不得不开始酝酿发动经济斗争。

在地下党员游凤起、积极分子张金鉴等的组织领导下， 交通银行职工按照商定的计划，以栈司拒绝出库、工友阻止开门营业为序幕，举行罢工，并推派代表与行方谈判。在这次斗争中，职工代表积极争取行内中层管理人员的支持，让他们也站到了职工一边。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职工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行方全部接受了职工方面提出的要求。经过谈判，罢工取得胜利，由此揭开了交通银行下一阶段职工进步活动的序幕。

中共行局总支指示交通银行支部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调查收集交通银行的资金、财产及仓库物资储存情况，以便接管。

9月中旬，重庆总管理处所派的接收人员抵达上海，开始接收工作。政府当局希望通过大规模接收敌伪产业以挽救抗战以来已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其中经济接收以金融和工矿两者最为重要。在敌伪金融机构比较集中的南京、上海，仅接收的银行就有近百家，财产数额巨大，仅交通银行就接收了日本的住友银行、上海银行株式会社、汉口银行株式会社上海支店等。国民政府接收的金融资产，本应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资本，为战后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然而，在接收过程中，国民政府的各路接收大员却无不趁火打劫、顺手牵羊、浑水摸鱼，大肆地贪污盗窃、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搜刮装入私人腰包的资产不计其数。由于性质过于恶劣，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声誉损失。曾任接收大员的邵毓麟曾向蒋介石当面进言：“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

接收工作实质上变成了“劫收”，国民党要员们种种关于“五子登科”（抢夺位子、房子、金子、车子、女子）的丑闻，让交通银行职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丑恶面目。更为恶劣的是，行方将上海交通银行的职工区别对待，称沦陷时期留沪职工一律作为“复进”，之前在交通银行的工作资历作废，工资改为“维持费”，仅及重庆返回职工待遇的三分之一，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都对他们倍加歧视，让交通银行职工产生极大反感。

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国民党统治势力青黄不接之际，发动群众开展一场政治上、经济上相结合的“反歧视”斗争，与上海市工人、学生、教师的“反歧视、反甄别”斗争相呼应。广大交通银行留沪职工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迅速发起了“反歧视”的斗争。游凤起、吴泽逸、瞿德明、史达甫、姚载宁等分别采取签名要求、推代表找接收大员谈判等多种方式，向行方主张留沪职工与重庆返沪职工同等待遇。在他们的带动下，10月8日，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所属霞飞路支行、南京路支行、静安寺路支行、民国路支行等，集体实行罢工，要求行方当局照中国银行办法，将行员福利基金及营运所得盈余悉数平均分配。

《联讯》是“会友的喉舌”和“大众的心声”。

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有效打击了行方的官僚气焰，提高了积极分子和抗战期间留沪职工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也为中共地下党员积累了在新阶段、新环境开展新斗争的经验。到1945年12月中旬，交通银行当局基本接受职工所提经济上的要求。但在政治上，仍未解决职工资历问题，1946年12月印发的《交通银行同人录》中，凡上海沦陷时期留沪行员的“到行年月”一栏内，仍印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复进”。

交通银行职工的“反歧视”斗争，与当时社会上工人、学生、教师的“反歧视、反甄别”斗争遥相呼应，有效提高了职工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觉悟。通过斗争，广大职工也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腐败，也为此后更好开展斗争积累了经验、做好了准备。

“四行一局”职工联合怠工斗争

1946年初，由于国民政府加紧掠夺，上海物价飞涨，不到一个月米价就上涨了一倍多。国家行局一般职工的每月实际收入，一下子从抗战胜利初期的折合食米4石下降到不足2石，银行职工的收入已经到了“副经理的待遇不及擦皮鞋的朋友”“靠工钱个人也不能够维持”的地步。时逢农历年关，广大职工迫切希望增加薪金。

“四联总处”奉“总统府”谕，密查“六联”组织和继续监视该会分子，致各行局的公文。

但是，当时国家行局职工的薪金由“四联总处”统一管辖，行局职工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其对手已不是各自的东家，而是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四联总处”，势必需要各行局职工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由于各行局的群众工作基础互有差异，国民党当局对各行局的控制也有强弱之别，加上各行局的职工间缺乏联系，要做到统一行动实属不易。

2月7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四五十人在四川路青年会食堂聚餐，提出加速发展“四行一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职工间的联系（邮政储金汇业局的职工待遇按邮政系统标准计算，因此未加入）。其中，来自交通银行的张照、吴泽逸、史达甫、瞿德明、尤介伦、李文泉等，都是颇有资历的老职工，在群众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大家经过商讨后，一致认为“四行一局”职工必须联合起来斗争，才有可能让当局提高职工待遇。于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积极分子分头负责联系与其他3个行局职工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大家的协同努力，在3天内就形成了初步的“联合”。其中，交通银行工友任龙生、李经芳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时，“四联总处”规定各行局职工待遇的计算方法为照薪水加80倍，基本生活补助费为法币1.28万元，膳费亦照中等米1石，分三级核发。照此标准计算，如助理员底薪50元者，每月可得5.28万元，办事员底薪200元者，每月可得6.48万元。经过职工们的商议，向“四联总处”和各行局总处提出职工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标准为法币15.6万元，工友按照七折计算，为法币11.7万元。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