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担任中共行局工友支部书记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经金融党委决定，1948年2月成立了行局工友支部。行局工友支部共有党员10人，包括交通银行的陈品梅、任龙生、李经芳、吴海涛和杜梦陵（交通银行提篮桥办事处雇员，1947年底从外单位转来），以及中国银行技工何金水、黄顺富，邮政储金汇业局警卫安儒本，中央银行警卫姚少华，江苏省农民银行的一位工友。行局工友支部由行局总支委员王自慎负责联系，书记由陈品梅担任，组织委员为任龙生，宣传委员为何金水。

行局工友支部成立后，即投入到“坐工”斗争之中。2月，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削减行局职工的“实物配售差额金”，这对工资收入低的工友而言，无异于被逼上了绝路。行局工友支部的成立扩大了群众的联系面，党员们在行局总支领导下，积极配合“六联”，在工友中进行宣传鼓动，积极准备斗争。

地下党组织行局职工旅游时的合影，中共交通银行支部和行局工友支部均有党员参加。

3月8日前夕，工友和职员们一道，在各行局的显要位置，张贴标语和宣传画，抗议国民党当局降低职工待遇。3月8日当天，“六联”提出，希望当局对职工合理要求给出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全体职工将在下班后留在工作地点等待回复。工友支部向工友们提出“职员不离行，工友坐着等”的号召，积极参与“坐工”斗争。

3月8日临近下班时，国民党当局动用警察，逮捕了中国银行的刘善长、周耀瑾、张松篪三位“六联”骨干。工友支部和工友们都对这一情况缺乏思想准备，“坐工”斗争受到挫折。为了进一步镇压职工中的不满情绪，警察局派便衣到各行局找“六联”活动分子谈话。他们到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时，找副理李轫哉问话，李轫哉向庶务课长朱长椿询问，朱长椿请陈品梅接待。便衣中有一位叫戴子明的，是陈品梅在警察局做便衣警时的同事。戴子明对陈品梅说：“据调查发现，你也是‘六联’的活动分子。”陈品梅沉着应对说：“我原是警察局的，这你知道。”经朱长椿同意，在交通银行食堂摆了一桌酒菜，陈品梅陪他们吃了一顿，便衣们也就走了。这也说明，行局和警察局对“六联”积极分子的情况是有所掌握的，但他们注意的重点是职员，对工友则只是施加一些压力以示警诫。

为了营救3位被捕的同志，工友支部积极配合中国银行支部，参与到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中。3月13日，中国银行支部带了三位被捕同志的家属到中国银行，在营业厅向行方申诉。工友支部组织了数十名工友涌向营业厅，大声诉说，要求行方保释三位同志。在工友支部的配合下，中国银行各办事处都停止了营业，消息传到交通银行后，职员和工友也都无心工作，议论纷纷，罢工情绪一触即发。这一局面，让当局慌了手脚，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出面保证会立即设法保释，中国银行的营业才在午后恢复正常。3月15日，3位同志顺利获得保释。这次斗争，工友支部的声援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银行的三位同志被释放后，国民党当局并未罢休，宣称“六联”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在保卫“六联”的斗争中，工友支部发动工友踊跃签名，选派代表参加“六联”理事改选，并动员工友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踊跃捐款，做了大量的配合工作。

在斗争过程中，陈品梅积极发展党员，仅1948年，就在交通银行先后发展了庶务科茶房高岐山、栈司凌永浩、储蓄部信差郑泉、信托部仓库信差许学连等人入党。

组织“六十二兄弟会”

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六联”面临着被取缔的危险。如果“六联”被迫解散，行局工友间以什么方式来保持联系？这是摆在行局工友支部面前的一个急迫问题。工友支部在研究时提出，可以尝试采用“拜把子”方式来组织。经上级党组织同意，工友支部就开始着手准备，“拜把子”的对象主要选择了行局工友中那些具有正义感、作风正派的积极分子，同时，为了起到掩护作用，也准备吸收少量在英租界、法租界时期巡捕房工作过的便衣警（这些便衣警与上海当时的帮派组织有较多的联系，但一定要在历次行局斗争中站在广大群众一边或至少持中立态度的）。

经过短期酝酿，工友支部一共组织了62人，称为“六十二兄弟会”（以下简称“兄弟会”），其中中央银行16人、中国银行15人、交通银行27人、中央信托局4人。62人中，包括了中央银行的陆荣卿和交通银行的何连生，他们都是旧巡捕房的便衣警，后到银行任警卫。仿照义结桃园的组织形式，兄弟会分“龙头”“龙身”“龙尾”，首尾相顾，并分别用“总老大”“二老大”“小老大”的称呼来命名。“总老大”由中央银行陆荣卿担任；“二老大”各行局一人，分别是中央银行陈玉麟、中国银行陈志祥、交通银行陈品梅、中央信托局费关全；“小老大”由中央银行王升发、交通银行任龙生、中国银行刘增富担任。凡参加兄弟会的，都要填写《金兰谱》，并宣誓：“法桃园结义，冀祸福与共，扶危济困，斯手足之情，当理无容辞，即到海枯石烂亦不毁此誓言，是为誓。”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