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荣

本文所论的“银联”，既不是当下跨行服务的“银行互联互通”，亦非银行金融业与各界合作伙伴联络情感的私交朋友圈，而是指1936年10月，由上海银行钱庄业及保险公司职员张人俊（即张承宗，中共上海地下党杰出领导人，上世纪60年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邵君美、金惠民、张困斋、方孟仁、周晴、韩宏绰、梁廷锦、林震峰等发起创建的爱国救亡团体——“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是中共地下党主导运作的金融业内部职工联谊组织。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纪念徽章。

组建“银联”的初衷

那个年代，各银行金融界中上层人物依恃“银行俱乐部”“星五聚餐会”等密切情谊，而下层职员无缘参与，只有靠朋友互帮互助来共克时艰。因此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倡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业务”为宗旨创建“银联”，顺应了行业同人的诉求，以会员福利性质的文化补习及文艺体育为抓手，因势利导，采用丰富多彩的联谊形式，创新活动载体，更是产生了集群效应，凝聚力显现，促成行业主流共识。

位卑未敢忘忧国，“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银联”立即组织战时服务团支援前线，发动会众为难民老人儿童爱心募捐，劝募寒衣，国货义卖，节约救难，到伤兵医院及难民收容所慰问演出，为苦难中的同胞送去温暖与慰藉，宣传抗日，激励军民斗志，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捐助证书”（徐尚絅）。

“银联”自第三届由热心公益的孙瑞璜、王志莘等金融业界大佬担任理事会主席，聘请声名显赫之金融业高层出任名誉理事或监事，用统战方式赢得金融界管理层的合法认同和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影响力倍增。上海地下党则奉行“隐蔽精干”，利用合法掩护开展秘密工作原则，安排党员骨干担任“银联”及活动部门的负责人，得道多助，赢得业界广泛支持，经过多次征求会员运动，从发起时的20多人，到1939年时规模已超万人，激扬蓬勃气象，凝聚起澎湃力量。

非营利性的群众俱乐部，原本依赖会员缴费及赞助来勉强运营的，在一无资金、二无经验情况下，拓展会务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按“银联”《章程》规定，普通会员每月缴纳国币二角（半年一收），赞助会员每月缴纳国币一元起至五元止，永久会员一次性缴纳国币四十元。汇集来的会费仅够支付水电杂费，装修租用会所及添置必要设备的费用均需通过发起会员自由捐运动筹集。

“银联”初创时租借汉口路115号五楼三个房间作会所（后迁至南京路慈淑大楼622号），设施十分简陋，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创造条件，先后开设了8种补习班（语文、英文、世界语、日文、俄文、新文字、银行会计、簿记）、11种研究会（银行实务、金融问题、社会问题、经济学、哲学、英文、图画、书法、金石、摄影、漫画）、6种体育活动（篮球、乒乓、网球、武术、游泳、弹子），以及2种座谈会（时事、文艺），群众文娱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后来还筹办“中外假钞展览会”“慈善音乐大会”“国货义卖”“古今柬帖展览会”等，以特色服务吸收银钱业职员，借以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满足同人精神生活需求。

置身“孤岛”沉闷压抑的环境，正当的联谊活动属于宏大的行业凝聚力工程，“银联”其实代行了类似金融工会的职责。国难当头娱乐联谊之初衷，是借以消除各业界的隔阂，把同人团结起来。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高尚的精神寄托，冲破国破家亡之意志消沉和颓废情绪，用健康的文体生活化解当“亡国奴”的屈辱，舒缓高强度柜面工作带来的紧张压力，尊重和理解同人的情感需要，有效调节人们的情感与心理，消弭忧郁、孤独、失落等不良情绪，引导同业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把自身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有机统一起来，从救亡图存事业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奉献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这些举措深得民心，到1939年底，几乎发展为上海金融各行业的同人团体。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成立三周年暨第五届会员大会特刊》。

“凝聚力工程”温情暖心

为会员带来暖心福利，是行业联谊会的应有之义。“银联”发动职员自力更生谋福利，“兴办福利事业”，成为其重要的会务内容，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大多数的成功经验。“孤岛”时期，根据抗日救亡新形势及任务，地下党汲取过去只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发传单的大哄笼做法及教训，改为以发扬互助精神、共谋公益福利为首要工作，倾听职工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发动银钱业职员改善业余生活状态，办实事、办好事，培养会员对联谊会的归属感。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会员手册》。

根据会章规定，“银联”成立后的第二年，即1937年10月第二届会员大会后，即建立了“同人福利事业委员会”。1938年6月第三届会员大会后，改称“同人福利委员会”，主席委员黄定慧（即以“最美红色女特工”名噪当下的黄慕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以中央“特科”身份及时通报向忠发叛变消息，参与营救周恩来、关向应，1933年后自行脱党。时任通易信托公司股权改革实际控制人，第五届“银联”常务理事、秘书处主任兼同人福利委员会主任），副主席委员金惠民、方孟仁，又另设“合作事业委员会”。一直到1948年1月第八届会员大会时，“银联”经办福利事业的组织机构，一再充实加强。

当时社会上一些福利事业，大多是有钱人对穷人的施舍性质，还有外国传教会利用恩赐手段，传播福音，进行文化渗透。而同行业内部的自办互助福利事业，“银联”属于探路者。

“银联”福利活动一览。

“银联”的福利事业，立足于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一切为了会员，一切依靠会员，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界支助为辅，要拓展花钱少、创办易、占用会所场地小、会员受惠面大、福利效益高的项目。通过有限的福利措施，来扩大“银联”的社会影响，密切同会员群众的联系，为壮大各方面会务活动贡献力量。正像理事会主席孙瑞璜后来总结的，“本会会员的迅速增加，且与会之关系日臻密切，不仅因为能忠实履行宗旨，并更十分关切会员日常生活，替会员解决生活困难，减轻一部分负担实为主要关节。我们相信，一个能为会员谋福利，替大众解决生活问题的团体，无疑地一定获得会员的热烈支持” 。

（作者系金融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