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法律谏言显深厚学养

除了潜心研究银行业务，薛遗生对法律的兴趣持续不减。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进入，如何规范外商投资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当时所执行的仍是1914年张謇任农商总长时所颁的《公司条例》，对外国资本或者外商在中国从事投资、开办公司等事宜鲜有规定。对此，薛遗生于1928年初撰写了数万字的长文，对《公司条例》中存在的不完善、不严密之处逐一予以指出，并慷慨激昂地强调：“不问中国公司、外国公司，凡在中国境内设立者，自均当使之遵守中国之法律，况民族自决之精神，正方兴而未艾，于青天白日之中华，更不容有外人之跋扈。《公司条例》既为羁束公司之准绳，而公司组织，又为外人跋扈之利器，则于《公司条例》制定限制外人侵略之方法，正为养育吾国幼稚实业所刻不容缓之举。”

此外，《公司条例》在一些具体条文的表述上存在不够严谨的地方，薛遗生都一一列出，如名词使用不统一，不同的条文中又称“章程”为“定款”、称“监察人”为“监查人”、称“股东会”为“股东总会”等，“类前后参差者，综计不下二十余处”。

此后，北洋政府工商部组织学界名流，对《公司条例》开展深入的讨论，徐永祚、徐寄廎等皆有成果发表。1928年9月，薛遗生又根据自己的思考所得，结合学界对《公司条例》的讨论，撰写了《修改公司条例之商榷》一文，提出新的修改商榷意见。在民初公司法研究贫乏的状况下，薛遗生密切结合立法实际，提出客观建议及相应的立法理由，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27年6月召开财政会议，讨论了由赋税司司长贾士毅起草的《营业税条例草案》，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该草案规定，在中国境内经营制造业、印刷出版业、银行钱庄业、保险业、典当质押业、租赁物品业等均应缴纳营业税；营业税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税率自1‰-3‰。对于以资本额为课税标准的比例税率，不少人提出质疑，薛遗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从税收的“公平原则”、“财政原则”和“社会原则”三个方面进行剖析，指出了营业税存在的诸多不合理之处，认为“若按租税原则以衡《草案》办法，则不惟无如理由书所述之利益，且将益增人民负担之不平，若徒从事于目前政费之罗掘，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则其为祸于将来，殆有未易逆料者”；同时，他也客观评价了营业税的优点，并认为《草案》不可作为永久之办法，“但果能立时裁撤万恶之厘金，而代以此税，则人民体念国家之财政，当不难暂忍须臾之痛苦”。

薛遗生还对当时工商部制订之《票据法草案》系统陈述自己的意见，有理有据，引起时人的重视。他还曾就“公司股东能不能自选”问题与潘序伦展开论战，也颇受学界的关注。从他对当时法律界相关政策的批评中，不仅可以见出深厚的学养、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难能可贵的清醒与自觉，更可以感受到他对民生的关切、为国分忧的抱负与担当。

积极入世：参与金融重大改革

1928年，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南迁上海，薛遗生随迁赴沪；1931年7月，交通银行总管理处改组为总行，薛遗生任稽核处第二课课长，稽核处处长为庄鹤年。

近代中国金融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和改革，其中票据交换所的设立、承兑汇票的施行和“废两改元”的实施，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薛遗生置身事内，以积极入世的心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学，持续为金融业的改革鼓与呼。

国内银行业在金融界崛起后，由于同业之间没有自己的票据清算机构，只能依赖汇划钱庄代办，带来许多不便。为此，银行业对设立票据交换所的呼声十分强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在1922-1931年间五次筹划设立上海票据交换所，均未能成功，直到1933年3月才最终建成。其中艰辛，可以想见。薛遗生凭借自己扎实的英文功底，广泛涉猎国内外资料，考察各国交换制度，对美国、英国、日本的票据交换所做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票据交换的现状，认为无论是从壮大发展中国金融机关，还是从免受外资银行操控以挽回金融业之体面的角度，中国都有正式设立票据交换所的迫切需要。他还比较了津、沪两地银行公会所提章程草案的不同，从交换办法、经费分配、代理责任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上海票据交换所的建立实质上是一种金融制度的创新，薛遗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走在了同时代大多数银行人的前面。

作为票据研究的专家，薛遗生还深度参与到承兑票据的提倡和推行之中。早在1929年，交通银行就在同业中率先试办和推广承兑汇票及贴现，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近代的票据贴现市场整体上比较落后，大多数银行不大愿意做票据贴现业务。1935年因白银外流引发银钱业恐慌，为应对危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于3月开始计划组织银行票据承兑所，除了办理承兑业务外，还办理除贴现外的投资和信托业务。4月2日，上海银行公会承兑票据研究会议决三项原则：（1）渐以承兑汇票替代信用透支以便推行；（2）承兑汇票利息应比信用透支较低以资提倡；（3）汇票到期如遇拒绝付款贴现银行应负报告同业之义务。

随后，薛遗生代表交通银行提出了八项书面意见。4月5日，上海银行公会承兑票据研究会再次召开会议，根据薛遗生的意见，将原先的三项原则修改为六项原则：（1）以渐进方式将承兑汇票贴现替代信用透支放款；（2）由上海银行公会呈请财政部此项贴现票据准予抵充发行保证准备；（3）请中央银行逐日公布贴现利率悬牌公布，以便各行酌定自身贴现利率，此项贴现利率应低于信用透支利率；（4）各行收受贴现后得相互转贴现，最后得向中央银行再贴现；（5）各行收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如需向同业调查时，希望各行尽量据实报告；（6）汇票到期时如遇拒绝付款，贴现银行应负报告同业之义务。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会议决该六项原则一致通过，认为最重要者为第2、3、4项（均为薛遗生所提出），并推定中国银行经润石、交通银行薛遗生代表公会出席市商会贴现办法联系会议。随后，上海银行公会将该六项原则呈报财政部，并就发行准备问题请财政部转呈行政院命令实行，以期推进承兑票据的施行。

1936年3月，银行票据承兑所正式成立。交通银行作为发起的主力之一，在整个筹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薛遗生，无疑是交通银行深度参与这一过程的典型代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民国初年，金融界一些有识之士已提出进行“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1921年银行公会联合会召开期间，天津银行公会正式提出陈请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的意见。此后这种呼声不断，却无实质性进展。1932年，薛遗生从民生政策的视角出发，撰写《当前之废两改元问题》一文，论述“废两改元”能安定民生增进社会福利。

薛遗生回顾了1928年和1930年国民政府两度提出实施“废两改元”的日程，指出“徒以钱业一再表示时机未至，遽予实施，恐滋纷扰，议卒不行”。当时因上海造币厂尚未完成，自由铸造制度亦未确定，而救济银价究竟采用金本位还是银本位也无定论，钱业之稳慎主张无可厚非。而随着政府的大力推进，银钱各业领袖亦一致表示乐赞其成，“废两改元”也就变得水到渠成。对于钱业仍存在的一些顾虑和阻力，薛遗生明确指出：“吾人秉公持论，以为钱业之再四慎重，当必以社会利益为前提，但凡所过虑，而与今日之情形相提并论，则似属杞忧。盖两元并用之畸形制度，不容存在，已成定论。”同时，薛遗生对于自由铸造，也持乐观态度，认为上海造币厂的铸造能力全世界首屈一指，不用担心铸币不敷需要的问题；并且，“废两改元”实施以后，银元用途增广，中央银行之贴现政策、纸币政策，都能次第推行，从而进一步统一发行。薛遗生对“废两改元”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交通银行的态度。1933年，“废两改元”首先在上海实施，从施行后的效果来看，薛遗生所提的观点都是具有预见性的。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