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位列中等收入国家，并将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提高潜在增长率。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经济与社会政策。

□邓宇

《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一书的作者蔡昉是中国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减贫等拥有深入的研究，发表了诸多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决策报告。本书四个部分环环相扣，聚焦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具体实践和国内外发展形势变化，就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度剖析，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一、明确未来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和发展定位

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00万亿元（美元计14.7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大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位列中等收入国家，并将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另外，中国经济也到了一个从过去中高速增长到中低速增长的阶段，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过去年均9%的增长率逐渐放缓至6%左右的水平。全球范围内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增速处于合理水平。对世界而言，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不断提升，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10-2019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29%，占全球比重也已经超过17%。世界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获益良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前景。

关于中国经济“四新”的顶层设计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最重要的论断。“四新”的概念和宏大命题是一个有机整体，体现了中长期规划从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到发展格局的总体概况，这就指出了中国经济在“四新”体系中会有新的变化、新的形势和新的特征，而区别于过去的发展。客观上而言，中国经济的“四新”理论概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改变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路径，是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系统规划、中长期规划和战略规划，更加科学地提出政策发展建议。当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和规模与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任何的政策决策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并且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也凸显了中国经济的重要地位。

二、从国内外两个层面的形势变化厘清问题线索

国际层面，全球经济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已进入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阶段，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等传统的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同时出现了低增长、低利率和低通胀的新特征，凸显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困境，而背后的原因虽然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如本书所分析的，人口老龄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原因。这就衍生出了“日本病”与“日本化”问题，概括来讲就是“三低两高”的症状，即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以及高龄化、高债务。目前，美国、欧洲以及部分亚洲国家均有此趋势。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特征是全球化的逆流，表现在大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由此引发国际秩序的变迁，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贡献度以及科技创新等均处于下降的趋势，引发了部分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包括近年来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绿色壁垒和出口技术管制等。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区域竞争加剧等新的挑战，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

国内层面，中国经济遭到和其他主要国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同样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诱发的消费内需不足、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人口红利消退等，这些潜在经济增长因素的减弱是一个缓慢却长期的过程，由此对未来中国经济造成了系统性挑战。共性在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中长期的，而特殊性在于中国庞大的老龄人口规模，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并朝着深度老龄化的阶段演进，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当务之急。中国经济未来要取得更大的突破需要面对一系列改革问题，在范式选择上并没有既定的、现成的可参考案例，亟待本土化的理论研究突破。蔡昉对此提出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按照实证性的传统对发展阶段作出判断和描述，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寻求其历史参照和相应的借鉴；第二种方式是遵循相对规范性的传统，对社会和决策者提出具有警示性的预言。针对发展中的问题，蔡昉认为仍需通过经济发展解决现实问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三个很有必要的“变革”。

三、围绕中国未来经济结构性特征提出具体对策

第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提高潜在增长率。一是提高和实现潜在增长率。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走弱的阶段。中国经济也不例外，同样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蔡昉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前提，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资本投入和改善人力资本三种途径，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最可持续的贡献因素，关键在于优化资源配置和释放改革红利。二是均衡发展。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国应对经济增长发展动能式微的重要战略部署。蔡昉据此提出创新打造东北版雁阵模型和沿海地区“虎头豹尾”效应，以及大湾区的发展模式，从而处理好聚集效应和合理规模的关系，促进区域发展平衡。三是改革红利。从人口红利过渡到改革红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正确找到市场与政府的最佳结合点。蔡昉认为，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围绕该问题的改革既不会一步到位，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其次，政府职能与市场作用的划分边界既不能鸠占鹊巢，也不能越俎代庖；最后，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既需要足够的历史耐心使其全面发展，也需要以时不我待的态度进行重点培育。

第二，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经济与社会政策。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线。以人民为中心和以发展为导向既是贯穿经济政策体系和工具创新过程的红线，也是改革始终坚持的方针。因此，蔡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重点关注民生福祉领域，包括就业政策、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等，使得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社会政策对提高生产率的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需要营造创造性破坏的政策环境，打破传统观念，社会政策托底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效率与公平问题就变得突出，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应有所作为，在保持充分性竞争的同时防止企业扩张对竞争的阻碍，技术进步对普通劳动者的不利影响等，并强调数字经济的分享性。蔡昉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国家的建议，即建立健全统一的社会保持制度体系、规范劳资关系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人群去覆盖和服务内容扩展等。三是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城乡居民、区域发展以及行业群体等收入差距仍比较大，财富效应下产生的财富基尼系数有扩大化趋势。对此，蔡昉认为，居民收入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同步，通过分配与再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并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即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