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北京、天津分号的倒闭
1911年1月6日,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异己,独揽交通银行大权,他以“交通银行弊端百出,外间人言啧啧”为由,奏明朝廷派员查账,矛头直指义善源。随后,盛宣怀奏撤梁士诒铁路总局局长和交通银行帮理之职,随即,查出义善源总号和各分号共向交通银行押款80万余两,往来款亦有10万余两,并均被揭破。据1911年4月9日《大公报》记载,义善源倒闭前,李经楚曾请求盛宣怀网开一面,“杏哥亦念昔日吾家文忠公相待之厚,以放松一步,李氏不致荡产倾家,幸甚!”然而,盛宣怀虽然当场点头同意,此后却“用其极辣手段如故”。因盛宣怀的步步紧逼,义善源与交通银行之间的往来款项难再通融,危机随之爆发。
李经楚
义善源北京分号、天津分号最先出现挤兑危机,随后倒闭。向来票号钱庄的倒闭,都是因为票号钱庄中没有现款,而存款人纷纷提取,导致挤兑。本来,以义善源在银钱界卓著的声望,又有交通银行作为后盾,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倒闭的程度。1911年3月20日,义善源发生挤兑时,存款人到北京分号取存款的数目不过数万两,而该分号内所存的现银尚有十余万两。北京分号经理王坤对李经楚早有异志,坚持不予兑付,导致人们闻讯后纷纷前去取存,最终义善源北京分号不得不宣布倒闭。天津分号也因周转不灵,一并关张。
需要提及的是,在发生挤兑前一天,王坤就曾到京师内城巡警总厅,声称义善源北京分号将要倒闭,自己愿意自首受拘押。王坤系道员,“花其翎,红其顶”,与京师内城巡警总厅厅丞王仲襄交好,时有酬酢。王仲襄劝其先勉力维持,不要闭门停兑,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必定倾力相助,并亲自驾车送王坤回到义善源。次日挤兑发生后,王坤又赴京师内城巡警总厅自首,王仲襄无可奈何,却不知义善源北京分号内尚存有巨款。
上海总号的搁浅
义善源上海总号一向资本充足,但在金融风潮后,也受到牵累。源丰润倒闭后,上海金融恐慌益甚。义善源上海总号经理丁维藩勉力维持,也终因“缓不济急”,到1911年3月19日、20日,形势更趋危险。
3月21日,义善源应解各庄号现银4万余两,正愁难以凑足之际,正好有山东某银号划转5万两到交通银行。因当时盛宣怀已经派员秘密调查义善源与交通银行之间的账款往来,在与交通银行交涉时,交通银行以义善源“欠银数极巨”为由,拒绝将5万两转解。丁维藩求救于上海道刘燕翼,而此时义善源积欠道署的款项已有40万两,上海道也无力施救。到21日晚12时,义善源已无法兑付现票,不得已将兑票一概退回,宣告了危迫之事实。上海总号随即搁浅。
义善源北京分号停兑倒闭后,消息即迅速传遍全国,随着次日上海总号的搁浅,义善源在其他各省的20余处分号也相继应声倒闭。
不过,义善源倒闭后,市面并未因之而有太多牵连。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一千元以内的银票,仍可以照常兑付,让小储户得以无虑;其二,存放在义善源的多为官款,或者是官员的私人积蓄,官员们只能“暗中叫苦,不敢声张”。因此,“日来市面平静如故,并无别项影响,此亦不幸中之幸也”。上海总号的账簿契据,均被送往上海总商会,由官商会同核对。
各埠义善源的停业
受京、沪两地义善源倒闭之牵动,义善源杭州分号于1911年3月22日倒闭,杭州本地之元昌、开泰、寅源3个钱庄,也因均有该分号存款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牵累。
芜湖宝善长钱庄一直“执芜湖钱业之牛儿”,在获悉京、沪两地义善源倒闭后,也于3月22日停业,当地商界闻讯后“皆相顾失色”。宝善长的经理陆廷桢系芜湖商务总会总理,于3月22日晚11时在商会开特别临时大会,宣言义善源其他各埠分号尚有现银三十余万两,以此安抚储户。宝善长由此得以继续营业,不过也于数日后宣告关门。
汉口义源钱庄“人欠该庄三百余万两,该庄欠人仅二百五十万两”,两相抵扣,“颇有盈余”。在度支部派员逼令该庄协助归还义善源所借交通银行款项的情况下,义源钱庄无法收回所放款,尽管经营素称殷实,也难逃牵连倒闭之厄运。
义善源开封分号颇受官商信任,经营有年后获利甚巨,但也因京、沪之牵动而于3月22日晚间歇业。经查账,该分号除去所欠官款和商民存款,尚有余存十余万两。
在义善源总号倒闭后的几天内,所有分号均相继停业。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