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上海解放前，交通银行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进步活动。作为主要领导者之一的王自慎，不仅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优秀共产党员，还是交通银行支部的第一任书记。他的青年时代，闪烁着光辉、斑斓的色彩。

学生时期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王自慎（1918-？），浙江镇海人。他自幼在镇海长大，高中毕业后考上暨南大学，来到上海。“孤岛”时期（1937-1941），恰是王自慎在暨南大学求学的一段时间，也是处境险恶、斗争复杂的非常时期。八一三事变中，暨南大学被炸，受损严重；1938年，暨南大学迁入公共租界。当时，虽然英法和公共租界已被日军包围，但还没有被占领，因此，租界与沦陷区不同；但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标榜中立，不允许学校内有公开的抗日活动，因此，租界又与未沦陷的中国其他地方不同。当时还在暨南大学读书的王自慎，积极参加了学生协会的进步活动，在周鸿慈（即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防工办副主任的周一萍）、刘嘉清等的领导下开展秘密工作。

学生协会即“上海市学生救亡协会”，是八一三事变后，由上海市学生总会改名而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学生群众性组织。暨南大学学生王经纬（即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伟达）在学生协会中是领导骨干，但一直处于秘密的隐蔽状态。暨南大学的党支部颇具战斗力，周鸿慈、张源庆（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劳动局副局长的张逸鸣）相继担任支部书记，马恭铎（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马飞海）、陈裕年、陈华润等为支部委员，党员有顾廼宇（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政协秘书长的顾耐雨）、肖师颖（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厦门市委副书记、鹭江大学校长的肖枫）、乐澄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教育学院院长）、林秉枢（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林修德）、刘嘉清、陈可芬、周梅（后改名为朱可常）、翁大启、万景光、王怀玉、张泓、许国夫、陈一夫等，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核心。王自慎即在他们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活动，思想上不断觉醒。

1939年11月出版的《上海周报》创刊号。

租界当局规定学校不准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因此，学生协会只能化整为零，由不同的党员出面组织各种学术性、娱乐性、服务性、联谊性的团体进行活动，诸如：商学院的经济学会，理学院的理科学会，文学院的教育学会和史地学会，以及剧社、歌咏团、文艺社、合作社、女同学会、华侨同学会等，林林总总，不下十个。王自慎配合刘嘉清的工作，组织广大学生参加联谊活动，团结有生力量进行抗日斗争。

办刊物进行抗日宣传，是学生协会当年主要活动形式之一。王经纬和周鸿慈主办了一份半月刊《一般》，内容主要是号召抗日、抨击时政，王自慎曾参与其事，协助发行。刊物一连出版6期，在学生中影响较广，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险些遭到查封。于是他们利用英、法与日本的矛盾，请了一位英国人士充任发行人，才得以继续办下去。

传播进步书刊也是学生协会的一种活动形式。当时租界禁止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学生协会便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传播《上海周报》《新生代》《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甚至是《列宁全集》等书刊。王自慎参与了这些进步书刊的发行工作，还与同学们一起深入研读了其中的不少内容，并常在一起讨论学习的心得。通过对这些书报的学习和传播，王自慎不仅自己在思想上实现了飞跃，还为困在“孤岛”的大学生们提供了精神食粮，促进了他们思想上的觉醒，打破了原本万马齐喑的局面。

1940年3月底，汪精卫的伪南京政府粉墨登场，要求举行庆祝会。为此，学生协会积极动员学生们反抗，不仅不理睬其命令，还利用清明节的假期举行座谈会。王自慎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在会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痛斥汪伪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罪行。这次座谈会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在学生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出色的表现，让王自慎深受暨南大学地下党员的认可。1940年8月，经刘嘉清介绍，王自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担任地下政治交通员

1941年，王自慎大学毕业，受党组织安排，其组织关系转到淮南区党委交通站的上海交通联络点，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由张承宗联系。

当时，为了实现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支援任务和取得工作联系，党建立了秘密的地下交通线，地下交通员们担负着护送人员、输送物资和传递文件情报等任务，为上海和新四军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持默默工作。王自慎作为交通员，承受了巨大的风险，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地下交通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几乎全部需要在马路上和戏院、图书馆、饮食店等公共场所进行。联系的时间、地点以及可能遇到的障碍、需要改在何处联系等，事先会规定得非常严密、准确，不允许发生任何差错。政治交通之间都是单线联系，有时在路上或在根据地联络站见面，大家也都严格遵守纪律，互不招呼。所有输送人员离沪前，按照性别、年龄等情况搭配成两人或三人一档，进行适合身份的化装。交通员每次可带若干待输送人员，并向每人交代清楚乘船的日期、船次、上船和登岸的注意事项，包括苏北根据地和交通站情况。

能够担任交通员的，必定是政治可靠、年轻身健，对党的事业忠诚，并具有革命胆略和机智勇敢的本领，以及有艰苦奋斗的品质和作风，又在上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地下党员，还需要经过党组织的严格挑选和培训。王自慎在从上海至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的地下交通线上工作，其承担的任务是护送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大江南北，加强淮南区党委与上海地下党各系统的联络；护送相关人员和专家教授去淮南抗日根据地；开通秘密邮路，传送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文件、信件、刊物以及从上海收集的各种情报等。王自慎对上海港口、码头和车站情况都十分熟悉，经常出入于敌人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在执行任务时还需要化装打扮成各种身份的人，如学生、商人等，自己的穿着、语言、行动和所携带的物品都要与自己的伪装身份相一致。他还要从敌伪处取得各种证件，让敌人看不出破绽。在护送人员的途中，王自慎不顾个人安危，经常需要长途跋涉，历尽艰辛，有时候还要冒着大雪暴雨，一天行走七八十里路程；当需要护送领导干部时，还必须忍受疾病的折磨，甚至在行程中对日寇的毒打忍气吞声，在确保不发生任何事故的前提下圆满完成护送任务。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