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葛师良矢志不渝为交通银行事业奉献60多年，体现了拳拳爱国心。他青年时代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受党组织安排前往香港接收行产，维护了交通银行和国家的利益；在追索广东银行股票权益的案件中，他出庭作证，为案件胜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葛师良几十年如一日，廉洁奉公，对中国银行事业贡献良多。

□毛志辉

葛师良（1904-2001），浙江上虞人。他17岁时，即以练习生身份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工作，历时11年；1932年，入职光华火油公司，并利用业余时间求学；1934年夏，获得沪江大学学位后，经同乡章乃器介绍，进入中国征信所工作；1937年2月入职交通银行，任稽核处办事员，此后历任稽核处科长、昆明分行副理、总管理处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理、总管理处业务室副主任；1950年10月，任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副理；1982年7月退休，任交通银行香港分行顾问；1987年3月，任交通银行第一届董事会董事；1994年7月，任交通银行总行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7年，葛师良（前排左一）与葛一飞（前排右一）共同参加交通银行香港分行聚会。

在抗日救亡斗争中成长

为发展民族信用调查事业，1932年6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联合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征信所，由章乃器担任第一任董事长。章乃器积极参加挽救民族国家的活动，并以中国征信所为掩护，安排了骆耕漠、季明、李百蒙等一批共产党员到所工作，让中国征信所逐渐成为抗日救亡的堡垒。1934年夏，青年葛师良大学毕业，也进入中国征信所工作，由此开启了与进步人士为伍的金融生涯。

在中国征信所，葛师良以出色的表现担任了秘书工作，负责所内事务的上下联络以及刊物《商情报告》的编辑等。受中国征信所内共产党员的影响，葛师良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蚁社、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苏联之友”社和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的活动，与沙千里、李伯龙、杨修范、章乃器等密切接触、一致行动，思想觉悟不断提升。同时，在共产党员的熏陶帮助下，他很快成为所内的精英，并且逐渐承担起在所内对实际工作负总责的角色。

葛师良是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在沙千里的多方奔走下，1936年2月9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上海市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公司、海关、银行、保险、出版及教育等职业界的一些爱国人士组成理事会，理事有沙千里、葛师良、杨延修、任崇高、李少甫、杨经才、陆诒、石志昂、王文清、丁观澜等。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后，注重基层活动，努力扩大抗日救国队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会员参加游行、示威等群众运动。葛师良担任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宣传部部长，他不仅是历次抗日游行示威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力量，还主持编辑出版了秘密刊物《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交流救亡工作情况。

逆境中昂扬不屈

1936年5月6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联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国难教育社等民间团体，创办了秘密刊物《救亡情报》，其发刊词开宗明义指出：“‘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斗争。”葛师良也参与了《救亡情报》的创办，并与陶行知、马相伯、章乃器、李公朴等知名人士一道，纷纷在头版“救亡言论”专栏上发表文章，为抗日救亡慷慨陈词，振臂疾呼。5月30日，第四期《救亡情报》头版刊登了葛师良的《救亡和汉奸》一文。他在文中分析了和战的形势，清醒地指出“战还能求生，和却十足是一条死路”，并且呼吁“我们要团结我们整个民族，勇敢地向着解放的路上走……只要有救亡图存的意志，便都应该站在一条线上，和侵略我们的敌人作无情的搏斗”。葛师良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

1936年，中国征信所内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活动遭到新任董事长祝仰辰的压制。祝仰辰对章乃器等开展的职工爱国运动早存不满，他掌权后即在人事上做了调整，将资料科主任李百蒙调为文牍科办事员，秘书葛师良则调为资料科主任，其余文牍、调查两科职员中有3人被开除职务。这一调动引起了所内全体职员的不满，8月7日上午，在共产党员的组织下，葛师良联合全体职员一致宣告罢工。罢工持续了多日，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上海银行业职工还纷纷前往慰问，表示对罢工的支持。8月11日，经银行业居间调停后，董事会另委任孙瑞璜任董事长，葛师良恢复原职仍任秘书，并撤回开除员工成命，严惩拨弄是非职员，员工才得以复工。这次罢工，表面上看是中国征信所机构内部的矛盾，但实质上却是共产党员领导的进步势力求生存、求发展的一次革命斗争。罢工危机的解决，一方面显示出共产党人在中国征信所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也表明共产党人能够求同存异并组织进步力量共赴国难。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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