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纷繁复杂国内外新形势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等原则，不辜负人民群众期待，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伟业。

一、坚持党对普惠金融引领的政治价值

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级党组织必须全面指导普惠金融工作，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发挥总揽全局、督导和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式普惠金融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保证普惠金融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彰显出执政党将普惠金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市场动能的优越性。

二、突出普惠金融人民性的社会价值

新形势下的普惠金融，不仅要顾及市场高净值人群，更要覆盖全社会普通群众，因为没有广泛的“人民性”就没有持续的“普惠性”，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广泛吸纳被传统金融服务排斥在外的自身收入低、收入不稳定的人民群众，诸如老年人、农户、退休人员、下岗人员、新市民、快递骑手、钟点工、网约车司机、陪诊师等，探索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模式，推出一揽子与之对应的金融服务和创新产品，确保社会全体成员享有平等金融服务机会，切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认同感和幸福感，让普惠金融真正成为社会价值的守护者。

新形势下的普惠金融，既要商业化可持续性发展，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强调全局发展思维，将接地气、可负担的金融产品送到千家万户，更高效服务于未被传统银行服务覆盖的大众群体，将社会责任融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普惠保险、家庭财富管理以及防止返贫等环节，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相互统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创新和安全等关系，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承担对金融市场、金融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三、赋能新质生产力服务市场的经济价值

聚焦新市场、新动能，将数字技术、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与普惠金融相结合，拓宽金融服务边界，打破金融服务时空限制，持续打造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融合生产力，培育创新产业赛道，形成经济价值链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既“普”又“惠”的金融支撑，在产品设计、服务方式、服务周期、投资回报、维权纠偏等方面考虑社会多元化金融需求，推动平台与个人的场景相容与数据共享，尤其在返乡创业、中小学教育、家政服务、家庭教育、民宿管理、商超便民服务、医疗应急服务和养老护理等领域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长期、低息和多元的金融产品，解决老百姓生活难点，体现出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家庭财富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单纯放在满足商业机构高利率回报的利润考核或赚取更多商业利润上。

四、保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法治价值

近年来，个别互金平台在闭环模式中转嫁成本与交叉补贴，使消费者产生“免费”或价格优惠错觉，表面公平机制掩盖了垄断定价权，呈现出“普而不惠”假象，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还有的网络小贷公司打着“普惠金融”旗号，实际上推销高利率信贷产品，牟取暴利。

在新形势下，要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对高利贷、行业垄断、霸王条款、变相非法集资等行为进行重点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建立反垄断执法体系和救济途径，打击以“普惠金融”为幌子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商业欺诈行为，不为少数利益团体站队，关注困难群体，杜绝监管套利的冒险之举，构建竞争有序、创新有度、防范有道的中国式普惠金融发展格局。

五、遵循“金融为民、市场利民、服务便民、产品惠民”的文化价值

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大多崇尚“效率至上”原则配置金融资源，并不以追求平等或人人获利为其服务宗旨，更多折射出一种非包容性、非普惠性和非人民性。

新形势下普惠金融要通过对中国传统金融思想、法治思想、风险管理思想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形势下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动力，秉持“诚信”“稳健”“创新”“担责”金融文化价值内核，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创建出以“信用文化”“风险文化”“勤俭文化”为特征的中国式普惠金融文化体系，坚持金融为民、惠民、富民，运用金融手段和科技力量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从理想信念、价值观、行为规范等维度进行文化要素提炼，提升普惠金融软实力，实现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包容、亲民、务实”的中国式普惠金融市场繁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