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义善源是清末的一家票号，之所以有详述其兴废的必要，在于其鼎盛之时，信用昭著、声势浩大，国家银行尚愧弗如，何况其他。即使在义善源倒闭多年后，民国时期的金融巨子，也仍有不少出身于义善源（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即出身于义善源的分号）。谈中国近代金融史，义善源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存在。而义善源的兴衰始末，不仅在交通银行胡笔江、唐寿民主持编修《行史清稿》（又名《交通银行三十年史》）时阙如，历来史界也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多有含混。

义善源的兴起

光绪中叶，李经楚先在江宁、芜湖开设银号，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又在上海以规元三万两（其中一万元为合伙人席志前等出资）开设义善源票号。李经楚字仲衡，号佑三，系李瀚章次子、李鸿章之侄，官江苏候补道。

李氏一族，势大财雄，以李瀚章一房为最巨。李瀚章共十一子，又以李经楚之财产为最巨。李经楚之所以设义善源，纯为“取用款之便耳”。当时，李瀚章督两广，李鸿章以首相督畿辅，各省达官要员多为兄弟俩的门人故旧，因此，义善源揽存官款，远较其他票号为易、为多。而且，时值李氏家族鼎盛，富名遍及海内，人们对义善源抱有绝对的信心，“皆视万金无弊，绝无倒闭之虞”。

义善源招旗。

随着义善源营业日盛，在各大商埠都设立了分号，名称不一，如京师、上海、济南、汕头、广州、香港等地为“义善源”，江宁为“宝善源”，芜湖为“宝善长”，汉口为“义源”，南昌为“裕恒长”，其余如营口、河南等处均有联号，合计共24家。虽然各地开设的分号名称不尽一致，但在民间的信用则都卓著。一旦新设分号，“朝悬店额，不问何名，祗闻为李氏义善源分号，午则存款蜂拥而来矣，不须自携资本也”，其在当时的信用之佳可见一斑。

1904年，李经楚由徐州兵备道调任福建兴泉永道，他心中觉得不快，一年多都未赴任，朝廷震怒，于1905年9月21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三日）降旨开缺。李经楚随即展开公关，在两江总督周馥的帮助周旋下，于1905年10月19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廿一日）被重新启用，留办江宁银行（作为户部银行的分行）。1907年10月10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奉旨，着李经楚补四川建昌道缺，李经楚自然又是不肯前往，于是赴京寻求解决办法。

陈璧掌邮传部后，在梁士诒等人的建议下，欲设银行，见李经楚所开的义善源票号遍及各省，声势浩大，认定必是经济专家，遂找来李经楚，与之协商。陈璧最初的设想是以官方名义接办义善源，给还李经楚股本，并改名为银行。李经楚自然不愿意舍弃多年经营而来的产业，于是劝陈璧另设银行。

关于另设银行，陈璧与李经楚有过一段对话。陈璧说：“人才不易得。”李经楚说：“车载斗量，用之不尽也。”陈璧说：“君能为我开设否？”李经楚说：“行将赴四川任，不能久留京。”陈璧说：“我为君奏请内用，可也。”李经楚说：“必得京堂，方可留。”陈璧说：“诺。”陈璧遂上奏朝廷。李经楚所谓的“京堂”，分三、四、五品，道员属四品，但即便是五品京堂，其尊荣也远胜过道员；而三、四品京堂，则可以外放当巡抚。

经过一番运作，1907年12月8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陈璧所上《拟设交通银行折》和《又奏派李经楚等充交通银行总协理片》奉旨依议，交通银行正式成立，并任命李经楚为邮传部右参议，兼任交通银行总理。当时清廷官制，各部侍郎之下、郎中之上，增设三品的左右丞和四品的左右参议，均为京堂。1908年3月3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李经楚又补授邮传部左参议。

1908年3月4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二日）交通银行开市，不少骨干职员系从义善源调用，有力地支撑了银行前期的发展。交通银行初办时，官商合股营业，“其性质与商号略似，其款即介乎公私之间”，因此，在李经楚主持下，交通银行与义善源的关系甚密，只不过在款项互拆方面“仍按商业常规分明界限”。交通银行与义善源互相挹注，相得益彰：有来自义善源的人才支持，交通银行营业发展迅速，势头盖过了大清银行；而义善源由于得到交通银行的助力，声势亦更为浩大。

“时势造英雄”，李经楚不仅“善于理财”的名声更为响亮，官阶也不断上升，1910年5月27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署理邮传部右丞。时人议论，即便当年浙江人胡雪岩创立的阜康钱庄，也无法与李经楚的事业相媲美。不过，事实证明，论精明能干，李经楚显然是远远不及胡雪岩的。

义善源的没落

李经楚对于经济的理解和商情的把握，本为门外汉，加上一直谋求仕途的进阶，周旋于达官显宦之间，亦让他无暇顾及义善源票号的经营。而义善源票号之所以能发达，并非源于李经楚的才能，而是李氏一族的名望所促成。

李氏一族家训甚严，虽富甲天下，仍谨守俭约。李经楚本人也注重以俭持家，无论他本人在京为官，还是妻室旅沪定居，都是“食无珍者，衣破而缀”，家中的陈设也很平常。但他在事业和仕途上则颇求上进。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评价他“器宇清华，志趣远大，平时于政治得失，民生休戚，莫不实力讲求……洵为有用之才”，虽多过誉之词，但也说明他至少尚算有为。

义善源初办时，择用经理，月薪优渥，当时物价较廉而支出又俭，所用之人也知廉耻、惜名誉，加上每年年底的劳金，足以存下积蓄，不会贪图其他。几年后，物价、人心都与之前迥异，即使给经理们增加薪金，也无法满足其欲壑，舞弊之风逐渐在义善源各分号愈演愈烈。义善源上海总号经理丁维藩的宅院，其豪奢程度就远远超过了李经楚家属的住所，而光靠薪金收入显然无法支撑其奢华的消费。

义善源的鼎盛时期，在举国银钱业中一时无两，各大分号的经理，多为官员兼任，非道即府，一些小的分号，其经理也为牧令。缘此，各省的官员，都视义善源的经理为上宾；在官员们需要周济时，义善源也会垫出巨款。官商相护，使得义善源的经营蒸蒸日上，而义善源各分号经理的日常起居之奢华，也已远甚于东家李氏。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