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泉

（上接2月24日本版同名文章）

担当上海银钱业群众联谊组织的领头人

随着新华银行声名远播，孙瑞璜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不少工商企业都邀请他担任董事长或董事等。1946年后，孙瑞璜先后投资担任博士金笔厂、大华绸业公司、大安保险公司、中国萃众制造公司、科学化工厂董事长，以及中国国货公司、大中华实业、新中实业、光华百货、振丰棉织厂等众多公司董事。他也义不容辞地在金融业界公益事业中崭露头角，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在特务眼中，孙瑞璜是被共产党染红了的金融家，因为令国民党政权不爽的事情，他经常出头参加，并且影响力巨大。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是1936年10月由张人俊（即张承宗，中共上海地下党杰出领导人，20世纪60年代曾任上海市副市长）、邵君美、金惠民、张困斋、周晴、韩宏绰、袁君实、方孟仁、梁廷锦、林震峰等中共地下党发起创建、主导运作的金融业职工群众组织、爱国救亡团体。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改良业余生活，提倡正当娱乐，增进服务效能，促进银钱业业务”为宗旨开展联谊，顺应了行业同人的诉求。为提升号召力，1938年6月，由秘书处主任邱叔麟（即杨森培）拜访邀请，经胡宣同借用长兄胡孟嘉的相知关系协助争取，会员大会公推孙瑞璜担当“银联”第三届理事会主席，他开始扮演“银联”守护神。

上海“银联”的文献资料。

1938年秋，“银联”突接租界当局勒令闭会的通知，巡捕房也派人到会所查封。孙瑞璜就以“银联”理事会主席名义赴工部局进行解释，申明两年来开展正当业余文体娱乐活动的事实，并请好友徐寄庼（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以工部局华董身份出面疏通，再由银行、钱庄两家同业公会联名担保，拿到了工部局的登记执照，为“银联”赢得租界当局的注册许可和金融管理层的合法认同。

“银联”自第三届至第九届由孙瑞璜、王志莘担任理事会主席，聘请热心公益事业之金融业高层徐寄庼、钱新之、秦润卿、潘仰尧、蔡承新、裴云卿等65人出任名誉理事，倚重他们的号召力和人脉，广泛吸收银钱业界上层人士参加，使“银联”的影响力、凝聚力空前提升。

“银联”以会员福利性质的文化补习及文艺体育为抓手，因势利导，采用丰富多彩的联谊形式，创新活动载体，用暖心举措丰富业余生活，释放工作压力，更是产生了集群效应，活动热度显现，向心力倍增。而上海地下党则奉行“荫蔽精干”，利用合法掩护开展秘密工作原则，安排党员骨干担任“银联”及会务部门的负责人，撑起大梁，播撒革命火种，得道多助，赢得业界广泛支持，经过多次征求会员运动，从发起时的20多人，到1939年规模已超万人，最多时达1.5万名会员，激扬蓬勃气象，促成金融行业主流共识，凝聚起澎湃力量。

孙瑞璜经常在“银联”聚会上发表演说，为出版的《银钱报》《银钱界》及会员大会特刊作序，撰写文章，激发爱国担当，鼓励银钱业职工克服战时困难，树立对国家和事业的信心，以迎接战后复兴时期的到来。

在孙瑞璜身体力行示范下，新华银行总行营业室经理徐振东和分行处室经理陈鸣一担当“银联”会员征求运动队的队长，主管人事的总秘书严景耀也倾力襄助，职员中加入“银联”会员的人数超过职员总数的80%。

孙瑞璜连任第三届至第六届理事会主席，抗战胜利后王志莘返回上海，出于对王志莘的尊重，孙瑞璜就主动让贤，不但新华银行的一切工作悉由王志莘决断，即便在社会活动中也力推王志莘，1946年6月，在“银联”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孙瑞璜就积极推荐由王志莘继任理事长，并连任两届，而自己改作副理事长全力辅佐。新华银行核心二人组出任“银联”法人代表十余年，任职期间，“银联”密切团结进步上层人士与广大职工，弘扬正气，做了许多有益国家的工作。

交际能力非凡的黄定慧（即以“最美红色女特工”名噪当下的黄慕兰，1926年入党，1931年以中共中央“特科”人员身份及时通报向忠发叛变情报、参与营救关向应，1933年后脱党。1938年时任通易信托公司复业的实际控制人），从第三届开始至第五届，担任“银联”常务理事、秘书处主任兼同人福利委员会主任，口才奇佳，能力突出，在做好金融上层人物统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华银行的多元化经营独具慧眼，投资创建的新孚股票公司经理证券业务、新原物产公司经营房地产业务，均蓬勃兴旺。新华银行投资挹注的中国国货公司、鸿兴织造厂、美亚丝绸厂等工商企业被称为“国货帮”，他们设立国货商场和国货年，举办国货陈列会，自发投身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共纾国难的“实业救国”行动。

私立复旦大学欲通过银行贷款和向社会发行公债等形式，解决兴建新校舍维持学校运转所需资金空缺问题，在孙瑞璜与时任新华银行襄理徐树声（1921年复旦商科毕业校友）的斡旋下，新华银行作为公债的担保与承销机构，兴教助学，回报社会。1933年9月，复旦大学在上海公开发行年息一分、期限5年的建筑公债4万元。此举首开私立大学发行公债之先例，轰动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