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启

（上接2月20日本版同名文章）

不同银行打造数字银行发力侧重点不同

第五，从银行数字化转型结果来看，传统大行已经有许多能够与新型金融科技公司竞争的应用以及产品。有代表性的产品是由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传统大行在2017年推出的个人间转账系统Zelle，在新冠疫情期间使用Zelle进行个人之间转账的频次显著提升；美国银行2018年推出电子金融助理Erica，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提升客户满意程度，截至2022年底，Erica已经与客户累计超过10亿次互动，每日互动超过150万次。另外，2017年-2021年，全美总计有约7500个传统银行网点关停，占全部网点比例的9%。

第六，新冠疫情成为海外银行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驱动事件之一。2011年后，来自移动支付等平台的竞争压力显著加快了我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而对于海外来说，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海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更大，“两年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两个月就完成了”。

以美国为例，截至2021年底，已经有75%的美国银行业个人客户经常使用网络银行（至少每个月一次）；在疫情期间，个人之间通过Zelle、贝宝（Paypal）旗下Venmo等软件显著增加了相互之间无现金的资金往来，不能外出使得银行大量业务不得不转到线上进行，这反而促进了海外银行数字化，特别是互联网支付软件的使用。根据2022年5月来自Leading Tree的一份抽样调查，已经有84%的人群使用过这类软件进行个人之间的转账；另据汇丰银行统计数据，2020年二季度，该行处理的移动支付数量比2019年同期上升了220%；互联网直销银行也是疫情期间的行业相对受益者，其在疫情期间获得了更高比例的客户。由此可见，新冠疫情改变了客户支付需求，也大大加速了海外银行数字化进程。

第七，不同银行在打造数字银行过程中发力的侧重点不同。当前各大银行集中关心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增强移动支付能力、数据驱动能力以及智能化程度提升。一些银行更加注重支付系统建设，将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增强数字体验应用到支付场景中来，如前文所述传统大型银行间共同打造的Zelle支付系统。

一些银行更注重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和能力培养，在银行业务信息化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数据、行为信息以及社交网络等外部机构的个人与家庭数据，叠加使用外部得到的公共数据，为营销和决策提供参考和服务。还有一些公司通过并购增强数字银行自身能力，如美国第一资本金融公司（Capital One）在2011年收购了ING在美国开设的ING美国直销银行，直接通过对外收购提升公司的数字化水平及能力。

第八，海外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数字化态度呈现较为明显的支持态度。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对银行数字化发展作出了政策部署。分区域看，尽管欧洲银行业这几年在IT上投入增速最慢，但欧洲官方在支持银行数字化发展上做出了比较大的努力，2015年欧洲议会通过并实施新支付服务指令（PSD2），要求欧洲各国以银行为代表的支付机构在客户允许的前提下向第三方开放客户账户和交易数据，并无需第三方与银行之间签订协议，此举被视为开放银行，大大拓展了金融机构间获取客户业务数据的渠道。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委员会专门发布文件，要求银行部门加快其数字化升级进程，旨在快速提高欧洲银行业数字化水平。在美国，银行自身数字化升级意识较强，监管部门针对数字银行管理方面更加强调网络安全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