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新解放地区的旧官僚资本银行陆续被人民政府接管。交通银行是国民政府金融体系的支柱之一，对其进行接管是构建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新中国金融体系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交通银行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而各地解放时间不一，接管工作的开展顺序也就有先有后。大城市中，天津和北平是较早获得解放的地区，对两地交通银行的接管工作也得以率先进行；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和上海分行，标志着对交通银行整体接管的开始。

对天津分行的接管和改造

民国时期的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整个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1948年11月，平津战役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即成立金融处，调集900多人到河北霸县进行集中培训，学习接管政策和金融知识，着手准备在胜利后对天津金融机构实施接管。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党迅疾成立军管会，全面负责天津的各项接管工作，其中，金融机构的接管工作由军管会接管部下属的金融接管处负责，其成员大多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瑞华银行、冀中银行等金融机构。时任军管会接管部副部长的胡景沄兼任处长，何松亭、尚明任副处长。同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明确“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企业原有的人员、组织、制度均“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而由党派驻企业的军代表，“不直接去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来的人员去管理生产，保障生产能照旧进行”。这一政策，不仅保证了接管工作的效率，也保障了官僚资本企业财产在接管后能最大限度为新政权所用。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天津市军管会的指示要求，金融接管处着手稳定金融市场，配合肃清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禁止金银外币的计价行使，确立人民币为一切公私会计、交易计价单位，建立单一的本币阵地；同时，派张平之为军事代表，领导独立的接管小组，负责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及其附属机构的接管。由此，天津分行成为第一家被接管的交通银行分支机构。

在接管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时，党的相关政策一直是根据实际情况在变化的。按照原来的设想，接管后“交通银行天津分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实业部”。1949年3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接管、清理和整编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实业部”开业。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于3月中旬在西柏坡参加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许多新的指示精神，认真思考，发现天津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中，特别是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接管中，有些政策的处理上还欠妥当，还要及时做些调整，因此，他立即赶赴天津。到天津后，南汉宸找来天津分行的行领导和参与接管的军代表们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其他完全是四大家族一手搞起来的四行二局一库不同，它有官商两个股份，在海外都有其分支机构，需要我们努力用心地去争取团结他们。而且，这两行在全国解放后要建成我们国家的专业银行……因此，接管后要保留中国、交通两行原来的名义和机构，原有的员工原则上都要留用。”胡景沄等接到这一新的指示，立即对相关工作做了调整，把原来已经取消了的“交通银行天津分行”的名称又恢复回去。

交通银行天津分行于3月15日复业，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领导下的发展工矿、交通、运输、电讯事业的专业银行，对华北地区几个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发放贷款，帮助恢复生产。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明确：在天津等大城市，交通银行可以原有名义继续营业，但在内部，应是当地人民银行分行的一个部（实业部）。由此，交通银行的一个主要分支机构首先纳入人民银行体系。

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复业后，大力扶持工矿企业，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扶助各纸厂扩大生产，天津分行特别采用定期质押活存透支和订货等方式发放贷款。当时天津分行的负责人提出：“凡积极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努力生产之纸厂，将从各方面，予以照顾，以期短期内作到新闻纸之完全自给。”在天津分行的有力支持下，天津在解放前就已经陷入半停顿状态的21家造纸厂（共有职工3000余人），于3月底全部复工，各厂产量都达到解放前的水平，一部分工厂的产量和质量还超过解放前。华北最大的国营天津纸业公司，3月份的产量就超过了原来的一倍多；私营星星造纸厂的产量则从解放前的每天两吨提高到了5吨。这些纸厂复工后，产品畅销于天津、北平、唐山、济南等地。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