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除了参加“银联”的活动外，交通银行职工还加入其他进步团体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1931年加入交通银行总行发行部的办事员杨修范。杨修范思想进步，追求真理，积极参加进步组织，从事组织和宣传发动群众工作。他于1929年秋加入沙千里、许德良发起的青年之友社（“蚁社”的前身），1933年春担任“蚁社”执行委员，致力于揭露国民党媚外事敌、内战不休、祸国殃民的面目；1934年在上海参加前苏联之友社，与进步人士共同组织哲学座谈会、国际问题座谈会、妇女问题座谈会等；1935-1937年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担任大队长、组织干事、党组成员等工作，期间还于1935年经王明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交通银行职工中入党最早的中共党员。杨修范不仅自己积极投身进步活动，还加强与积极分子的联系，采用交朋友、走家串户等方式，达到深入了解和加强团结的目的。他的言行举止和以身作则，感染带动了交通银行的一批青年，抗战情绪更加高昂，逐步在行内形成一股进步思潮。

1941年5月，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收到“港银联”关于捐赠奖品的函件。

交通银行在沪的职工进步活动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不久，上海成为“孤岛”。此时的上海，成千上万的工人变成了战争难民，中共地下党员也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开设了不少避难所性质的小茶馆，为难民们唱歌、说书、读报和谈论时事提供场所。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正式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一些进步书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租界里，交通银行的不少职工，也开始通过书刊接触到进步思想。

1934年进入交通银行总行的“乙种试用员”张宗祜，就经进步人士的推荐，在上海租界街头买到了一部美国记者埃特伽·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在读了该书后，张宗祜对前所未闻的传奇般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了深入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事迹和抗日主张有了客观认识，对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红军的无耻造谣和诽谤有了初步认知，逐渐消除了他头脑中所受的“赤祸”“共产”“共妻”等反动宣传的流毒，树起了革命领袖人物的高大形象，从而让他信服地看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

1937年11月，因应抗战形势需要，交通银行总行奉命改组为总管理处并迁离上海。驻留上海“孤岛”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和各撤退行处抵沪人员，除克服重重困难努力维持交通银行继续营业外，还纷纷参加救济难民、旧衣征募、缝制棉背心、街头演剧、传唱救亡歌曲、义卖等活动，同时，仍在行内积极组织开展进步职工活动。1938年5月，包括张宗祜在内的多位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进步职工被调派到香港工作，在港继续从事进步活动。

1939年5月，交通银行上海民国路支行办事员、中共地下党员孙震一介绍了撤退到上海的无锡支行办事员储祖弼入党。孙、储二人都是交通银行1934年招录的“乙种试用员”，背景相似、志趣相投，遂一起在行内发起组织了“乙种试用员联谊会”，主要成员有王厚渭、朱德隆、王毓钧等。联谊会在行内开展了不少进步活动，主要有：组织“雪影读书会”，对当时的一些进步书籍进行阅读和分享，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写稿揭发斥责当时伪华兴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指出该银行的目的在于欺骗民众、掠夺物资并破坏中国的金融；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如歌咏、乒乓球比赛等，增进同人间的了解。不过，联谊会的存续时间并不长，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乙种试用员”在经过短期集中培训后，大部分被派往西南各地的行处服务，孙震一也于1939年第四季度被调往广东韶关工作。此后，党组织通过储祖弼通知朱德隆、王厚渭等，停止了“雪影读书会”的活动，“乙种试用员联谊会”的活动也逐步停止。

1939年7、8月间，储祖弼曾发展1933年入行的“乙种试用员”金守方入党，但金在10月就退党。随着孙震一被调离上海，储祖弼划归地下党金融党委委员江春泽、叶景灏联系领导，秘密从事中共上海金融委员会的组织工作。1940年初，储祖弼介绍1934年入行的“乙种试用员”朱德隆入党，不久，朱德隆也调往交通银行南昌分行工作。从1941年初到下半年，上海“孤岛”的环境进一步恶化，租界内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要员成批投敌，群众的爱国活动处处受到压制，交通银行上海分行一度被迫停业，相关负责人“于万分艰苦之中继续力支危局”，行内的进步活动也暂时转入低潮。1942年5月，储祖弼离开上海，前往解放区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此后，中国银行地下党员刘善长、周耀瑾等主动与交通银行在沪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加强联系，引导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加各项活动，并建立了合作关系。1943年，中国银行党员江春泽介绍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业务部办事员游凤起入党，由刘善长单线联系，继续在交通银行内部开展活动。

交通银行在香港的职工进步活动

1937年11月，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奉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迁到汉口，其中总管理处发行部的一部分迁移到中国香港，成立中国香港办事处。1938年5月初，交通银行将总管理处主要职能迁到中国香港（总管理处名义上仍位于重庆），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总经理唐寿民，以及发行部经理王子崧、副经理许敬甫等，带领大部分职工居于中国香港。这些在中国香港的职工中，有不少曾在上海参加过进步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共南方局香港区委地下组织的推动下，1939年1月8日，由中国香港职业青年组织的“中国香港业余联谊社”（简称“业联”）正式成立。成立“业联”的目的，是“想在中国香港职业青年朋友中建立起集体的、广阔的、高尚的、自由的文化娱乐生活”，它既是一个俱乐部，也是一间业余大学。“业联”成立时，有社员170余人，多数是银行界、各大公司、各洋行的外省职工，交通银行职工姚建候（当时是地下党员）、葛师良、张宗祜参加了“业联”的筹组并担任理事。此后，“业联”逐步发展到500余人，交通银行职工有数十人加入其中，如吴志本、吴志时、谢光弼、吴隆治、王正安、陆玉贻、吴麟、陈纬之、顾隆高等，都是“业联”中的积极分子。杨修范也于1939年来到中国香港，在总管理处稽核处任职，秘密担任中共香港党组织青年委员会书记，参与了“业联”的领导工作。“业联”成立后，举办了读书会、演讲会、歌咏会、时事座谈会、话剧团、评剧组、球赛、郊游等活动，“凡是可以让生活力在有益方面发展的，应有尽有”；曾应邀到参加演讲和宣传抗战的有成舍我、吴涵真、郭步陶、金仲华、胡愈之、陶行知、茅盾、乔冠华、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李景波、金山等进步人士；还出版了社刊《业联》，组织社友一起练习写作，刊登了一系列宣传抗战的进步作品。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