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九·二六”工人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发动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组织下，交通银行职工积极参加“六联”开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通过斗争培育和锻炼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党的队伍也不断壮大。

在国民党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宣告彻底破产的情况下，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发《紧急经济措施方案》，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压制统治区内的人民来加强反动内战，随后又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紧急处置法》等反动法令。在统治区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妄图通过设置经济警察，冻结生活指数，降低职工实际工资，禁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禁止游行示威等方式，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7年，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300余万工人罢工。在这种形势下，交通银行的职工进步活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公教人员要求与“四行二局”职工同等待遇的风潮，在报纸上公开发布“国家银行职工待遇过优”“对四行二局职工待遇将予冻结降低”等论调。9月，国民党政府又以“总统手谕”的形式，强调“行局员工与公教人员待遇必须一致”，由“四联总处”下令削减行局职工（邮政储金汇业局除外）的米贴计职员7斗8升、工友3斗4升（这些米贴是1946年2月行局职工怠工斗争取得胜利后增加的），并取消煤炭津贴。这实质上是对之前职工斗争胜利成果的反攻倒算。

1947年10月15日，《联讯》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关于待遇问题的几件零星资料》，登出上海市物价指数、生活指数、家庭开支的比较表。

“六联”发起“不减薪”运动

“六联”骨干经过多次秘密会商后，迅速发起“不减薪”运动，于1947年9月12日由“四行一局”职工联名“签呈”，分别向各该行局最高负责者呼吁，要求当局“收回成命，以保障员工的最低生活”。其中，列举理由有三点：第一，物价上涨未见加薪，反而准备减薪，诚不合理；第二，中纺等国营机构，并未减薪；第三，公务员待遇实属过低，应予调整，但不宜减低行局员工待遇。同时，还提出在9月25日前借支薪金一个月等四项要求。包括不少中层管理者在内，交通银行职工普遍参加了这次签名。

但是，各行局都要看“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的动静，只能异口同声表示：“此事并非出自行局本身的决定，无法改变。”而在中央银行，秘书处和同人关于此事“一张一张的签呈，都压在新婚不久的张老总裁公权的桌上，连翻都没有翻”。为此，部分积极分子提出，要采用更高形式的斗争。

经过“六联”各行局积极分子和部分群众的讨论，认为采用“绝食一餐”的“饿工”斗争（绝食仍坚持工作）方式来表达抗议比较适当。这一设想得到了地下党上级党委的同意和支持。

各行局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对“饿工”斗争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交通银行由李经芳等组织工友在9月25日下班后打扫营业厅和办公室时，在每一张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统一放了一张铅印的绝食抗议宣传单，详细说明绝食的目的、纪律和时间。9月26日上午，又由“六联”统一发出《绝食抗议宣言》，措辞有理有节：“通货无限制膨胀，物价不断上扬，待遇反被屡次削减。经再三请求收回成命，迄未有效果。为使当局注意并作迅速合理解决，我们决定今天中午绝食一餐。我们的行动是和平的、合理的。但是，我们的情绪是沉痛的、坚决的。我们借此先作一次无声的抗议。”

这天中午，各行局6000多名职工，其中也包括多数中层人员，都参加了“饿工”斗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楼梯旁的墙壁上张贴上了大幅漫画，中午吃饭时，一些工友还在饭厅门口和走廊里巡查，一经发现有个别职工去饭厅吃饭，就上前劝阻。因为组织得力，交通银行职工大都没有吃午饭。当时的《立报》曾报道，“行局膳厅里几百桌饭菜，摆着没有一个人在吃”。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的办公地点在静安寺路999号，在王自慎、张宗祜、王正安、金惠民等“六联”骨干的串联推动下，职工们也普遍响应，拒吃午饭。“六联”监事尤介伦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有如此好秩序，意料之外。”

当天下午，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同业职工为表示同情起见，准备了大批蛋糕、面包、牛奶、点心、果酱，分头前往各行局慰劳参加“饿工”斗争的同人。不过，参加斗争的职工纷纷予以婉言谢绝，并没有进食，因为“绝食就是绝食，既然不吃饭，当然更不吃面包”。上海区海关同人福利会、四行储蓄会、金源钱庄、花旗银行、浙江实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台湾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汇银行、四明银行、新华银行、天元公司、中棉公司、太平保险公司、上海票据交换所、国货公司等都发来函电慰问，南京、杭州等地的行局职工也都致电声援。南京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职工于27日中午也绝食一餐，以示对上海同人的支持。

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捧着金饭碗”的国家行局职工，竟然要为抗议降低待遇而举行绝食，这是对国民党当局的莫大讽刺。“饿工”事件一经媒体披露后，社会影响巨大，国民党当局也大受震动。很快，“四联总处”被迫答应先给行局职工每人支借一个月薪金（但削减米贴的命令并没有取消），算是暂时缓和了矛盾。

1947年9月27日，《立报》对“饿工”斗争的报道。

“饿工”斗争是“六联”组织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的职工进步活动，关于斗争的过程，都在《联讯》上有详细的报道。这也让《联讯》愈发声名远播，一些其他省市的职工纷纷致函《联讯》编辑部，要求订阅《联讯》。

为了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腐朽与无能，10月15日，《联讯》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关于待遇问题的几件零星资料》一文，登出上海市物价指数、生活指数、家庭开支的比较表（这些统计数字都来自官方的资料），以无可辩驳的数字反映出1947年9月第四周上海的物价比抗战时已上涨了67568倍，而职工的实际收入却在不断下降。该文形象地将“物价”比喻为“无疆的野马、腾云驾雾的神仙”，将“生活”比喻为“老牛破车，荷着重负，越重山翻峻岭，终有一天将倒毙途次”，并直言：“物价在狂涨，生活费用在增加，待遇的实际收益在逐渐减少，暗扣之外，再加明折，政府还要命令减薪，究竟为什么？难道说我们的待遇使公务员羡慕吗？那么又为什么不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呢？国库不堪负担吗？那又是为什么呢？请大家多多想想。”

同时，《联讯》还刊发了多篇文章，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恶行予以驳斥。

“四行二局”职工均深感“减低待遇影响工作情绪”，一致呼吁当局将银行职工待遇合理化。很显然，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当局财政濒于破产、经济陷入困境、政权行将覆灭。到了1947年11月，各行局职工生活越加恶化。“大多数均受物价飞腾生活高压之影响，群感入不敷出之苦”，“尤以子弟之学费与衣着负担为重，无不借债度日”。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