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荣

民生福祉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银联”的福利事业，正如孙瑞璜所言：“不单是会员们的利益，而能顾全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深切感到部分利益应当服从整个利益，完全站在民族至上的立场。过去的节约献金，劝募寒衣，筹款救难，国货义卖等运动，本会无不竭尽智力，动员整个银钱界同人踊跃参加，成绩均在各业各团体之上。这样就提高了本会在社会上的地位，养成了同人为国家社会牺牲精神。更巩固本会在会员间的信仰”。“本会的成功是由于银钱界上下的坚强团结和民主精神，并且能站在整个国家社会的立场上，把握住会员的需要，为会员谋福利。”

“银联”一方面雪中送炭解决职工的生活疾苦，一方面利用其群众团体公开合法的身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碎了日寇妄图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如意算盘”，促进了民族银行业的自立自强。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经济委员会主办福利奖券贰圆。

“银联”发展福利彰显金融智慧。1940年10月10日，“银联”为弥补日常会务开支之严重匮乏，经四个月的前期周密擘画，决定尝试金融运作——正式推出“福利奖券”生产自救。到11月3日，在南京路三三四号中华劝工银行三楼本会所当众开奖，统计结果，共销售出23660元，虽未实现发行30000元预期目标，但扣除各类奖品总费用5000元，拨交福利基金10000元，仍盈余8000元用于弥补“银联”日常开支，也算大功告成。之后将销售奖券的资金收益会计细目及支出方案公之于众，公开透明，不徇私利，没有暗箱操作。此举实乃一举多得，既娱乐会众，倡导公益精神，又用低成本融资方式初步实现了会务自力更生。

“银联”的福利维权凸显人性化、人情味。为了顾惜银行职员在例行的每半年结息日（6月20日和12月20日）需要加班加点手工结算非常疲惫，根据应永玉的建议，“银联”理事会向银行公会争取到，在每年上下两期结息日的次日，各休假一天。福利无小事，冷暖在人心，此举赢得会员们的感恩。

中共地下党员及热心服务的会员骨干分子，为组织会务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他们对“银联”的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的牺牲精神，他们无私奉献，勤俭务实的精神，鼓舞带动了一大批会员，增强了党在行业群众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激发会员对“银联”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秘密加入地下党的就有100多人。团结互助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调动了会员的参与积极性，使各项福利事业卓有成效，进一步激发“银联”的活力，进而促进金融行业和谐共生，良性发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银联”并入1949年12月成立的上海金融工会筹委会，历时13年的“银联”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银联”为党和国家建设准备了干部队伍。

后记：

人类前行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值得我们铭记。我们有理由不把“银联”的福利事业与社会上的慈善义举画等号，因为那样就低估了其非凡意义——明显这种福利不是有钱人对穷人的施舍，而是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引导、感情上慰藉、心理上疏导、发展上帮助，鼓励同人互助友爱，共克时艰，其实彰显的是一种同气连理公益互助精神，倡导形成新兴企业文化，这一点在民族危亡关头更显可贵，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倡导的“命运共同体”思维吗？正像孙瑞璜所期望的：银联“以‘群策群力’的方法，收‘众擎易举’的功效，则我银钱业同人，虽丁兹艰险的时代万难的环境，碧如操舟于沧海，纵遇狂风巨浪，只要舟人均能坚持着‘同舟共济’的精神，必能‘诞登彼岸’”。

实践证明，在万马齐喑的沦陷区，“银联”在一无资金、二无先例的困境中，通过创新形式，纾难解困，发展公益福利事业，实实在在减轻了同人的生活负担，舒缓了压力，让金融职员感受到难得的人文关怀，在各行业中赢得了口碑，也为后人竖立起共建“职工之家”，弘扬互助精神的标杆，他们的宝贵经验一定可以赋能当代金融社会发展。

一些金融历史遗物，珍不珍贵，也许是文博界及金融史学界永远争辩不清的主观话题，是无法统一的是与非。随着红色收藏热及文化大繁荣时代的到来，有关上海“银联”的实物文献，以其丰富的内涵愈来愈受到收藏机构的青睐，有的种类将千金难求。笔者窃以为，在金融题材博物馆收藏里，中共地下党的史料实物无疑属于顶尖标配，我们姑且不论它们的存世稀罕性，那见证革命先辈关心群众疾苦、永不停歇的攻坚克难精神才是我们所珍重的宝贵，那砥砺前行公益创新的智慧微光，在时光流转中永不凋零，因为它权威性地诠释出红色金融文化的软实力。我们应该挖掘这类文物蕴含的精神标志、文化精髓和当代价值，讲好红色文物故事，发挥阵地作用，展示中华民族的革命文化自信。

主要参考资料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成立三周年暨第五届会员大会特刊》（1939年10月）

《上海市银钱业同人联谊会第十次征求会员运动特刊》（1948年）

《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告会友书》《银联第一次征求会员宣言银联筹委会给诸位征求队长及会员的一封报告信》（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

《上海“银联”十三年》（上海市金融业职工运动史料第一辑/1986年8月）

（作者系金融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