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围绕薪金和福利待遇，在上海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行局工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当数中共地下党员、交通银行工友陈品梅。

做工友的知心朋友

新中国成立前，为各行局服务的职工分职员和工友两种。职员往往被视为中上层小资产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工友则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都比职员要低，有些也与资方人员有点社会关系。工友按工作性质大致可分为业务工（如栈司、信差、警卫）、技术工（如司机、水电工）、服务工（如茶房、清洁工）、粗壮工（如仓库、运输工）等四类，在业务运转中必不可少，但与职员相比又处于从属地位。交通银行的工友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六分之一（约150人），从其所占比重和工作性质看，他们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47年4月，原在上海市警察局老闸分局做便衣警的地下党员陈品梅（1939年在法租界贝当路巡捕房工作时由马文林介绍入党），经人介绍，进入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当便衣警，他的组织关系也转入交通银行，由地下党员王自慎联系。由此，陈品梅成为交通银行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四行二局”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在陈品梅到交通银行工作前，行局职工已经开展过几次联合斗争，职员和工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并于1946年3月3日成立了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以下简称“六联”）。1947年初，“六联”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在行局职工中已经扎下了根，有了较高的威信，受到普遍的信任和欢迎。

当时，交通银行的工友有着一些基本的特点：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文化层次普遍较低，政治思想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比较保守，对国民党的幻想仍未破灭；家庭条件都不太好，经济负担较重，怕失业，怕惹是生非；大多出身于劳苦家庭，深受阶级迫害，对阶级斗争观念容易接受。根据这些特点，在陈品梅进入交通银行后，党组织决定由陈品梅出面，感化教育工友，用他们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政策，让工友们逐步提高认识。党组织交给陈品梅的基本任务是：在交通银行站稳脚跟，开展广泛的交友活动，对工友中的积极分子要交知心朋友，团结交通银行工友群众参加适合工友特点的某些“六联”的活动，经过一定时期，在工友中积极发展党的力量。

陈品梅在日常工作中注意与工友广交朋友，关心大家的生活，与大家共同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几个月内，就在工友群众中建立起了信任，并与几位积极分子如栈司任龙生、营业厅茶房李经芳等成为好友。任龙生和李经芳都是发起和筹建“六联”的骨干分子，在工友中颇受欢迎，陈品梅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用物价迅猛飞涨、生活日趋困难这些大家的切身感受，来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仇视；他用实际事例，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腐现象，指出他们只顾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的事实，揭露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他还用当时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和产业工人的各种罢工，来说明人民已经日益觉醒，在用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血腥统治；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阐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怎样发动、教育、依靠工农劳动群众来和腐朽的政权作斗争。由于这些谈话内容始终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用阶级斗争的立场观察和分析问题，对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有着很大的帮助。而在接受了陈品梅的相关观点熏陶后，任龙生和李经芳又向更多工友转达这些进步思想，让他们在思想上受到启发、得到觉醒。

陈品梅真正成为了交通银行工友们的“知心朋友”，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工友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7年9月26日“饿工”斗争前夕，任龙生被吸收入党（1948年4月成为正式党员）；10月，通过“饿工”斗争的考察，李经芳也被吸收入党（1948年2月成为正式党员）。原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信托部三轮车夫、后为茶房的吴海涛，对从事进步工作表现积极，在信托部和储蓄部的工友中有较高的威信，经过考察和教育提高，也于1947年10月被吸收入党。

筹建交通银行工友互助会

陈品梅在同工友中的积极分子任龙生、李经芳、吴海涛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工友群众比较分散，有必要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他考虑再三，在向党组织报告后，决定发起成立一个经济互济性的互助会，以增加工友间的联络和了解。

当时交通银行在上海的工友以上海分行较为集中，其余分散在总管理处、仓库、各支行、办事处等全市各处。要将分散在各处的工友组织起来，并非易事。经过一番调查后，陈品梅发现，各处的信差每天都会在一定的时间到上海分行送信件、报表、资料，通过信差或许可以将分散的工友联络组织起来。

他与几位积极分子商量，初步确定了组织形式和内容，就开始着手筹建交通银行工友互助会（以下简称“工友互助会”）。任龙生、李经芳分别同各处的信差交换意见，并通过信差征集各处工友们的意见。征集意见的结果是，工友们普遍赞同成立工友互助会，每位会员按照工资5%缴纳会金，由工友互助会经营当时比较紧俏的商品，如棉纱、自行车轮胎、保温水壶、小五金等，再将获得的利润按份额分给工友互助会会员。

1947年9月，工友互助会正式成立。会员推选11人组成理事会，除陈品梅、任龙生、李经芳3人和总管理处共有1人外，其余7人都是各处的信差。工友互助会由陈品梅任常务理事，处理会费收支、经营和账目公布等日常事务。理事会定期将工友互助会的经营项目、盈余金额、收支账目向会员公布，会员所缴纳的会费也由理事会出具收据作为凭信。各位理事平时经常在碰头时交流各处工友的思想状况，陈品梅、任龙生、李经芳还注意将上海分行工友们的情况和“六联”的最新活动消息，随时向各位理事通报，由他们带回转告广大会员。

在“六联”发起的“九·二六”“饿工”斗争中，陈品梅组织工友互助会的工友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25日下班后，李经芳等带领庶务科茶房高岐山、信托部茶房吴海涛、信托部信差郑泉等，打扫上海分行的营业厅和办公室时，在每一张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统一放了一张铅印的绝食抗议宣传单，详细说明绝食的目的、纪律和时间。9月26日上午，“六联”统一发出《绝食抗议宣言》，工友互助会也参与了传单的发放。这天中午，工友互助会还在上海分行饭厅门口和走廊里巡查，一经发现有个别职工去饭厅吃饭，就上前劝阻。因为工友们组织得力，交通银行职工大都没有吃午饭，使“饿工”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工友互助会对“六联”组织的活动积极响应，从一定程度上说，成为了“六联”在交通银行工友中的一个支撑点。通过工友互助会，工友们随时都能了解“六联”的活动情况。到1948年底，交通银行工友中有80%的人员都参加了工友互助会。由于工友互助会的主要活动都是经济性的，骨干分子也都有巧妙的斗争策略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交通银行当局一直没有对工友互助会的活动采取任何的干涉。工友互助会也得以较为顺利地开展进步活动，直到上海解放。

工友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图为1947年8月《联讯》上刊登的关于工友的两篇文章。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