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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真容】旧银行里的新火种——交通银行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陈品梅(上)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时间:2022-01-14 10:18


□毛志辉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职工围绕薪金和福利待遇,在上海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行局工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当数中共地下党员、交通银行工友陈品梅。

做工友的知心朋友

新中国成立前,为各行局服务的职工分职员和工友两种。职员往往被视为中上层小资产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工友则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都比职员要低,有些也与资方人员有点社会关系。工友按工作性质大致可分为业务工(如栈司、信差、警卫)、技术工(如司机、水电工)、服务工(如茶房、清洁工)、粗壮工(如仓库、运输工)等四类,在业务运转中必不可少,但与职员相比又处于从属地位。交通银行的工友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六分之一(约150人),从其所占比重和工作性质看,他们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47年4月,原在上海市警察局老闸分局做便衣警的地下党员陈品梅(1939年在法租界贝当路巡捕房工作时由马文林介绍入党),经人介绍,进入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当便衣警,他的组织关系也转入交通银行,由地下党员王自慎联系。由此,陈品梅成为交通银行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四行二局”工友中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在陈品梅到交通银行工作前,行局职工已经开展过几次联合斗争,职员和工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并于1946年3月3日成立了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以下简称“六联”)。1947年初,“六联”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在行局职工中已经扎下了根,有了较高的威信,受到普遍的信任和欢迎。

当时,交通银行的工友有着一些基本的特点: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文化层次普遍较低,政治思想虽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还比较保守,对国民党的幻想仍未破灭;家庭条件都不太好,经济负担较重,怕失业,怕惹是生非;大多出身于劳苦家庭,深受阶级迫害,对阶级斗争观念容易接受。根据这些特点,在陈品梅进入交通银行后,党组织决定由陈品梅出面,感化教育工友,用他们亲身体验到的事实,深入浅出地宣传党的政策,让工友们逐步提高认识。党组织交给陈品梅的基本任务是:在交通银行站稳脚跟,开展广泛的交友活动,对工友中的积极分子要交知心朋友,团结交通银行工友群众参加适合工友特点的某些“六联”的活动,经过一定时期,在工友中积极发展党的力量。

陈品梅在日常工作中注意与工友广交朋友,关心大家的生活,与大家共同面对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几个月内,就在工友群众中建立起了信任,并与几位积极分子如栈司任龙生、营业厅茶房李经芳等成为好友。任龙生和李经芳都是发起和筹建“六联”的骨干分子,在工友中颇受欢迎,陈品梅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用物价迅猛飞涨、生活日趋困难这些大家的切身感受,来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仇视;他用实际事例,揭露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腐现象,指出他们只顾自己享受、不顾人民死活的事实,揭露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他还用当时各地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和产业工人的各种罢工,来说明人民已经日益觉醒,在用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血腥统治;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阐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怎样发动、教育、依靠工农劳动群众来和腐朽的政权作斗争。由于这些谈话内容始终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用阶级斗争的立场观察和分析问题,对他们提高阶级觉悟有着很大的帮助。而在接受了陈品梅的相关观点熏陶后,任龙生和李经芳又向更多工友转达这些进步思想,让他们在思想上受到启发、得到觉醒。

陈品梅真正成为了交通银行工友们的“知心朋友”,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工友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7年9月26日“饿工”斗争前夕,任龙生被吸收入党(1948年4月成为正式党员);10月,通过“饿工”斗争的考察,李经芳也被吸收入党(1948年2月成为正式党员)。原交通银行总管理处信托部三轮车夫、后为茶房的吴海涛,对从事进步工作表现积极,在信托部和储蓄部的工友中有较高的威信,经过考察和教育提高,也于1947年10月被吸收入党。

筹建交通银行工友互助会

陈品梅在同工友中的积极分子任龙生、李经芳、吴海涛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工友群众比较分散,有必要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他考虑再三,在向党组织报告后,决定发起成立一个经济互济性的互助会,以增加工友间的联络和了解。

当时交通银行在上海的工友以上海分行较为集中,其余分散在总管理处、仓库、各支行、办事处等全市各处。要将分散在各处的工友组织起来,并非易事。经过一番调查后,陈品梅发现,各处的信差每天都会在一定的时间到上海分行送信件、报表、资料,通过信差或许可以将分散的工友联络组织起来。

他与几位积极分子商量,初步确定了组织形式和内容,就开始着手筹建交通银行工友互助会(以下简称“工友互助会”)。任龙生、李经芳分别同各处的信差交换意见,并通过信差征集各处工友们的意见。征集意见的结果是,工友们普遍赞同成立工友互助会,每位会员按照工资5%缴纳会金,由工友互助会经营当时比较紧俏的商品,如棉纱、自行车轮胎、保温水壶、小五金等,再将获得的利润按份额分给工友互助会会员。

1947年9月,工友互助会正式成立。会员推选11人组成理事会,除陈品梅、任龙生、李经芳3人和总管理处共有1人外,其余7人都是各处的信差。工友互助会由陈品梅任常务理事,处理会费收支、经营和账目公布等日常事务。理事会定期将工友互助会的经营项目、盈余金额、收支账目向会员公布,会员所缴纳的会费也由理事会出具收据作为凭信。各位理事平时经常在碰头时交流各处工友的思想状况,陈品梅、任龙生、李经芳还注意将上海分行工友们的情况和“六联”的最新活动消息,随时向各位理事通报,由他们带回转告广大会员。

在“六联”发起的“九·二六”“饿工”斗争中,陈品梅组织工友互助会的工友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25日下班后,李经芳等带领庶务科茶房高岐山、信托部茶房吴海涛、信托部信差郑泉等,打扫上海分行的营业厅和办公室时,在每一张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统一放了一张铅印的绝食抗议宣传单,详细说明绝食的目的、纪律和时间。9月26日上午,“六联”统一发出《绝食抗议宣言》,工友互助会也参与了传单的发放。这天中午,工友互助会还在上海分行饭厅门口和走廊里巡查,一经发现有个别职工去饭厅吃饭,就上前劝阻。因为工友们组织得力,交通银行职工大都没有吃午饭,使“饿工”斗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工友互助会对“六联”组织的活动积极响应,从一定程度上说,成为了“六联”在交通银行工友中的一个支撑点。通过工友互助会,工友们随时都能了解“六联”的活动情况。到1948年底,交通银行工友中有80%的人员都参加了工友互助会。由于工友互助会的主要活动都是经济性的,骨干分子也都有巧妙的斗争策略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交通银行当局一直没有对工友互助会的活动采取任何的干涉。工友互助会也得以较为顺利地开展进步活动,直到上海解放。

工友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人员组成。图为1947年8月《联讯》上刊登的关于工友的两篇文章。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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