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薛遗生发起或参与了几次较有影响的讨论。1933 年由银行实务研究会主持制订了《上海市银行业仓库营业规则》，主要内容涉及对栈单及其信用问题进行相应的规范，薛遗生对之提出了九条意见，受到银行实务研究会的高度重视；在银行实务研究会向他征求相关意见后，他还对九条意见做了进一步补充，充分彰显出严谨求实的品质。1933年3月底至5月初，顾翊群在《银行周报》三论美国提高银价之害，并提出禁银出口策，引起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4月25日，薛遗生在《银行周报》发表《评禁银出口议》，反对顾翊群的主张，认为治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

薛遗生还是中国近代保险业发展的参与者。1929年，太平保险公司成立，当时由北四行的代表银行金城银行独资创办，因此人员交叉兼任与金城银行关系最大。1933年，太平保险公司决定增资到500万元，实收300万元，并邀请交通、大陆、国华、东莱等华商银行加入，“所有董监事均由股东银行的高级职员担任，并由每行指派稽核一人”。交通银行指派薛遗生担任了太平保险监察人。

流离转徙：战乱中心系家国情怀

全面抗战爆发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就数易其址，由上海搬迁到汉口、重庆、香港等处，薛遗生亦随之颠沛流离。1938年5月初，交通银行将总管理处主要职能迁到香港，已经升任稽核处副处长兼第二课课长的薛遗生随行。

在香港，薛遗生全身心投入工作，为交通银行扶助实业发展、稳定金融市场、支持抗战事业不遗余力。在1938-1941年间，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的香港部分成为事实上的指挥中枢，虽然香港总管理处对外从不挂总管理处的招牌，但全行的重要事项基本都经由该处处理，总管理处的重要管理人员也大都在港。在战乱年代，薛遗生只能专注于业务，已无暇顾及学问的进境。鉴于薛遗生事务殷繁，1939年2月8日，总管理处卸去其所兼的第二课课长职务，专任稽核处副处长。1941年底，在香港沦陷前，薛遗生随总管理处人员一道，辗转来到重庆。

1942年是交通银行成立35周年，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在工业生产严重下降、物资奇缺的困境下，交通银行响应政府号召，大力提倡储蓄、支持抗战。在薛遗生等人的策划下，交通银行陆续推出了“劳工储蓄”、“妇女储蓄”、“子女教育储蓄”，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薛遗生曾阐释开办三种特别储蓄的出发点：“望吾全国同胞，于艰难之中，益自刻苦砥砺，紧缩节用。子女教育不可不废弛，学费宜预为积储。养生送死，所需亦巨，费用宜预为妥备，员工生计，端赖薪给，宜如何积锱铢以防不虞。妇女地位，力求平等，宜如何厚积储以期自立。均为当前储蓄之急务。”交通银行坚决执行政府的金融政策，呼吁全国人民节约一切财力，支援抗战前线，帮助政府渡过财政危机，对抗战取得胜利有着积极的贡献。

随着抗战临近结束，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联合总办事处）开始着手筹划战后各行局人员的分配事宜，拟定复原委员会名单，并策划战后金融复员计划及在四联总处设立战后金融复员计划实施委员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四行两局各设复员委员会，以配合战后金融复原计划的进行，所有四联总处金融复员计划实施委员会委员人选奉副主席指示分别指派，能加入复原委员会的，都是具有非常地位之人。交通银行组设的复员委员会，委员有29人，薛遗生跻身其中，其他人还包括赵棣华、庄鹤年、汤钜、严敦咸、金天锡、朱通九、李钟楚等。抗战胜利后，薛遗生随总管理处回到上海，又投入到战后复员的工作中。

1949年4月30日，上海解放前夕，交通银行在广州组织设立总管理处，并密电各分支机构，自30日起总管理处在穗办公。5月2日，总管理处上海办事处成立，负责办理一切遗留事务。上海办事处由稽核处副处长薛遗生、朱通九，事务处处长刘润生，信托部经理庄鹤年，储蓄部经理童蒙正、副经理林和成，人事室副主任范楚成、周树滋，设计处处长庄智焕，专员余捷琼等13人共同负责。随着总管理处南迁广州，上海办事处的诸人知道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对于广州总管理处的一些指示并未完全贯彻。与当时大多数民众一样，薛遗生对国民党挑起内战、贪污腐化最终导致民不聊生的状况深恶痛绝，因此拒绝追随国民党潜往香港，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直道而行：为新中国金融事业添砖加瓦

上海解放后，按照政府的规划，交通银行依旧被定位为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基于专业化的新要求，1949年8月，总管理处开始整编，重新调整内部机构。整编前，总管理处包括四处二部一室（即稽核处、会计处、设计处、事务处、信托部、储蓄部、人事室）。到1949年11月1日复业时，总管理处内部组织改为五室，原先的稽核处改为业务室，会计处改为会计室，人事处改为人事室，设计处改为计划室（中间一度改为设计室），事务处改为秘书室，信托部、储蓄部和稽核处的外汇部分则分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与中国银行。鉴于薛遗生在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公认的业务能力和深厚资历，担任了业务室主任一职。业务室“领导全行执行具体战斗任务而又兼有研究综合全行业务情况”，也是总管理处内人员最多、业务最繁、担子最重的部门，下辖综合科、轻工业科、重工业科、交通公用科、国外业务科、代理科等（1950年时又有调整）。

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复业后即迁往北京。1950年8月28日，薛遗生被选为交通银行入股的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投资公司——北京市兴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股董事（交通银行副总经理洒海秋担任该公司公股董事兼常务董事）。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发行，与第一套人民币的换算比例为1∶10000。薛遗生对该套人民币的发行也提出过建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级阶段。根据财政部的指示，交通银行确定了新阶段的两大主要工作任务：迅速制定合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加强合营企业的资金管理，大力组织收入，严格监督支出。为了圆满完成这两项主要任务，总管理处再次变更内部组织机构。1956年5月17日，经财政部批准，总处设五个处：秘书处、综合计划处、财务监督一处、财务监督二处、会计处。宋耀先为秘书处副处长，张子春为综合计划处处长，王耕为财务监督一处处长，财务监督二处当时未设处长，薛遗生转任会计处处长。

薛遗生可以视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在他个人的认知中，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和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和立德。缘于此，在交通银行任职期间，薛遗生一直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钻研，不仅凭借好学的精神成为交通银行内独当一面的业务能手和德才兼备的中层领导，更以深厚的学养成为国内学术界知名的金融学家和法学专家。他的成长经历，以及在推动行业和时代进步中所取得的成绩，映射出大变局下一位新式银行人对成就学问的追求、对建立事功的奋斗和对完善道德的执著。

在交通银行工作期间，薛遗生一直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关切时局、忧心国事，且对趋炎附势的国民党要员深恶痛绝、避而远之。新中国成立后，薛遗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建设事业中，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于1954年加入民革。1959年，薛遗生离开交通银行，担任福建省轻工业厅财务处处长。1962年2月，薛遗生在民革福建省委四届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候补委员。

此后，薛遗生回到上海定居，担任过民革上海市委候补委员。“文革”中，薛遗生受到迫害。薛遗生发妻钱镜心，系发明家钱汉阳（字镜湖，改字景华）长女，“文革”中因薛遗生受迫害遭到株连，不幸去世。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时期薛遗生获平反，1980年12月起享离休待遇。

1986年5月23日，薛遗生病逝于南京。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