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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银行探索“商行+投行”模式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时间:2021-12-24 08:00

编者按:

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

企业要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也离不开金融服务。面对企业金融服务需求的多元化演变,传统的商行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本专题通过3家银行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企业混改、多元融资、境外上市等需求的案例,来剖析银行“商行+投行”经营模式,展现其在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招商银行: 支持打赢国企混改“硬仗”

□记者 胡杨

南方航空货运物流(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物流”)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且要在混改中推进员工持股计划,但困难重重。

“我们的经营网络覆盖全国,铺向全世界,北至黑龙江、南达海南,在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均有拟持股员工,希望员工在分享改革红利的同时不会背负太沉重的负担。”南航物流相关负责人对《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表示,招商银行创新提出并购贷款模式,确保员工无后顾之忧参与到混改中来。

星火燎原的国企改革画卷上,银行的身影引人注目,银行不再拘泥于“借钱”,而是融合投行业务,出具更为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

混改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南航物流是国资委“双百行动”改革单位,同时也是国家发改委第四批“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与其他“双百企业”类似,南航物流本次改革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差异化激励、市场化退出等;二是针对全员推行用工薪酬改革,激发人员活力,提升管理效率,将借助本次混改契机,以“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为总方针,整合南航货运资产、业务及人员等核心资源。

为了让员工享受改革红利,南航物流选择以员工持股计划实现混改,但面临两个现实问题。首先,员工持股需要实际出资,且金额相对较大,对员工个人现金流产生较大压力;其次,南航物流经营范围分布广,目前已开通19条全货机航线,持股员工分布在国内各地和阿姆斯特丹、伦敦、法兰克福、洛杉矶、芝加哥、胡志明市等世界各地,加之疫情冲击,如何确保不落下任何一位持股员工,是南航物流混改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量身定制并购贷款方案

针对南航物流混改,招商银行提出以并购贷款模式服务员工持股。“通过持股平台股权质押、员工提供担保的方式,发放并购贷款,并创新性地提出‘5+2’的贷款期限,相较银行理财资金只能提供2-3年期限具有极大优势,同时贷款比例提升至交易对价的60%,贷款利率更低。”据招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样一来,南航物流参与混改的持股员工的现金流压力、还款压力减轻,贷款成本被压缩。

“混改过程中,我们最重视的就是贷款利率与期限,这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我们希望员工享受改革红利的同时不背负太沉重的经济负担。”南航物流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实际上,选取混改金融服务方时,国内几家实力强劲的银行都出具了方案,但招商银行在匹配员工需求方面更胜一筹。

《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注意到,早在2014年,招商银行就开始在总行层面开展并购金融业务,目前已建立能够满足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私有化、境内产业并购、海外战略性并购、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基金、资产分拆、定增配股、红筹搭建拆除、借壳上市、远期收购安排等需求的十大业务模式。

针对南航物流持股人员数量大、分布广的问题,该行定制了员工持股资料收集方案。考虑到疫情期间,南航物流各地分公司员工签署协议极不便利,招商银行上门服务,业务核心团队从广州出发,飞往南航物流各地分公司办理各项业务,减少南航物流员工出行、防疫的压力。

探索更深层次金融服务

深度高效服务国企混改,前提是日积月累深入了解。此前,南航物流旗下各子公司与招商银行在各类结算、授信业务、员工代发业务上已经进行过深度合作。正是因为足够熟悉南航物流的“体质”,招商银行才有机会开出更有针对性的金融“药方”。

为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招商银行近年来陆续在总行成立了14个、分行成立了208个行业专营团队,在能源、通信、高端装备、汽车制造、医药健康、集成电路、航空物流等多个行业集中服务了一批代表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企业,为进一步升级服务确立了先手优势。

南航物流方面告诉《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考虑到招商银行对金融科技投资较大,且自有专业团队负责金融科技产品的开发、运营、维护,因此希望借助该行的金融科技优势,实现旗下公司结算的线上化、无纸化,降低员工工作量和审批负担,也是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的探索与实践。


兴业银行:“商投并举”实现“点绿成金”

□记者 于晗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近年来,光伏行业蓬勃发展,同时也面临激烈竞争。尤其在疫情影响下,光伏行业上下游供应链受到较大影响。作为全球知名光伏制造商,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能源”)也面临资金困扰。

“公司生产销售规模巨大、技术研发投入较高,同时面对全球化经营的机遇与挑战,对资金以及配套金融服务有较高的需求。”晶科能源相关负责人向《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坦言。

兴业银行发挥绿色金融集团化经营优势,“商行+投行”模式并举,为晶科能源提供了包括“绿色债权融资”在内的多层次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持续做大做强,与企业共同成长。

创新驱动实现“点绿成金”

晶科能源是一家美股上市公司,是国内科创板拟上市公司,也是国内较早规模化从事光伏技术研发和光伏产品开发、制造的企业。自2006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优质的产品质量和广泛的市场销售网络,2016-2019年连续4年实现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第一名。

“疫情对宏观经济、国际贸易和光伏行业整体造成冲击,公司的经营受到一定的影响。”晶科能源相关负责人说,公司投建新项目时也遇到了资金缺口。

与其他领域不同,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投入大、周期长,往往需要多元化的绿色融资支持,因此,传统的“商行”贷款支持,难以系统地解决项目资金需求。

在此背景下,兴业银行发挥“投行”承销能力,通过创新方式,帮助该公司落地一单绿色债权融资计划(碳中和债),募集首期资金6.9亿元,快速补上了晶科能源新项目建设的资金缺口。该债券也是国内首支“双创+碳中和债”。

该笔债券投向了晶科能源科技(海宁)有限公司在浙江海宁市的新增年产2.5GW高效电池及2GW高效电池组件生产线项目。同时,兴业银行还为该公司批复了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满足其日常流动资金周转及绿色供应链业务融资需求。

该项目是“商投并举”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近年来兴业银行提出并践行“商行+投行”战略转型的一个缩影。

理解“商行+投行”模式

2018年,兴业银行在银行业率先开启“商行+投行”战略转型。首先,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企业金融、零售金融、同业金融、投行与金融市场四大部门群组,在此基础上,将“商行+投行”升级为“1234”战略体系。

该行有关人士曾表示,“商行+投行”模式,意在突破传统商业银行赚取期限利差和信用利差的盈利模式,顺应直接融资大趋势,做到客户为本、商行为体、投行为用,为客户提供跨市场的投融资综合解决方案。

在兴业银行首席策略师乔永远看来,商行模式体现在通过信贷为主的融资方式扶持实体经济,尤其扶助传统行业复苏与发展;投行模式体现在通过投行承销、资产管理等方式扶持实体经济,尤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成长。以互联网、新能源、高端装备为主的成长型企业缺乏抵押物,更适合金融机构通过股权方式参与资产投放,并通过资产管理的形式募集资金。

在清洁能源项目融资支持方面,兴业银行可以发挥绿色金融集团化经营优势,在加大绿色贷款投放力度的同时,“商行+投行”并举,提供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等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

据悉,通过业务模式和产品创新,兴业银行结合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行业特征,制定绿色供应链综合服务方案,稳步建立绿色产业供应链金融生态圈。到今年9月末,该行绿色供应链金融业务较年初增长50%。

充分发挥综合金融效能

“晶科能源日常运营中会有很多方面和银行产生交集,从建厂投产、生产运营、资金管理、员工代发、投资并购等各方面而言,兴业银行都提供了对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综合性的服务模式较单一信贷服务而言,可以更加稳固地绑定银行和企业,也更利于双方深入合作。”晶科能源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兴业银行和该公司的合作已超越了一般商业银行以传统商行业务为主的合作方式,涵盖了“商行+投行+交易银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合作。例如SWIFT AMH共享直连产品,完美契合了该公司海外布局较多(生产基地+营销网络)、海外客户较多(2020年约80%光伏组件出口到海外)等特点,可帮助集团将海内外各子公司的账户实现可视,进一步实现银企直联等集团化统一管理的功能。

除此之外,兴业银行提供的工资云代发、个人现金管理、票据池等特色业务,也帮助公司解决了供应链金融以及员工理财服务等需求。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兴业银行已批复授予晶科集团(晶科能源+晶科科技)综合授信120亿元人民币,其中敞口授信80亿元人民币,可用于各类短、中、长期业务品种,包括传统信贷业务及类信贷业务,在晶科能源及下属公司所有已批复及启用的银行授信来看,兴业银行的综合授信从额度规模、品种等角度而言,都排名第一。

“随着行业快速发展,产业链上下游以及相关细分行业的整合机遇不断涌现,公司未来可能涉及股权投资、并购等融资需求,希望和兴业银行有进一步的合作。”晶科能源相关负责人说。


华夏银行:多元服务助企业赴新上市

□记者 于晗

作为国内较早布局“商行+投行”经营模式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近年来,华夏银行持续深入推进“商行+投行”转型。通过整合公司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和金融市场业务资源,优化“贷、承、投、顾”服务链条,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推动公司金融业务模式从重资产、重资本向轻资产、轻资本转变,从做资产向做客户转变,从持有资产向资产交易、资产流转转变。

2020年,借助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政策,一家多年深耕制造业、经营稳健、上市意愿强烈、具备赴新加坡上市基本条件的重庆市企业,被华夏银行确定为“商行+投行”模式服务的客户之一。最终,华夏银行成功推动该企业赴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近日,华夏银行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银行保险报》采访,解析了这一案例。

多元服务为企业上市保驾护航

“该企业是重庆市支柱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经营发展战略清晰,公司治理结构相对完善,主要股东具备较高的资本市场意识,经营稳健,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华夏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诸多条件兼备,华夏银行为该企业客户设计了专属的“通过直接上市方式在新加坡交易所凯利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以下简称“境外IPO”)财务顾问服务方案,并作为项目发起人、中国财务顾问和协调人为公司提供上市咨询服务,与境外保荐人共同统筹协调上市的整体工作。

华夏银行主要向该公司提供六方面服务:一是牵头组建并组织协调境内外中介机构服务团队,成为该企业境外IPO最主要的境内外总协调人;二是为该企业的发展战略、控股股东安排、上市架构和上市路径提供合理化建议,协助客户设计上市方案;三是多次主动协调境外保荐人,促其工作提速;四是帮助该企业与市区两级政府沟通重大事项,推动区政府平台向客户增资入股,充实客户股本金,优化股权结构;五是积极争取债权人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再融资支持,优化债务结构;六是高度重视与境内外监管当局的预沟通。为提高境外IPO效率,华夏银行相关人员赴新加坡与新加坡交易所、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直接沟通,赴中国证监会国际部、重庆证监局、重庆银保监局、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管理部等作专题汇报,为客户境外IPO执行争取最有利的条件。

“从客户层面看,我行这种非传统的‘商行+投行’模式为客户带来了诸多正面效应:一是项目启动后5个月内即取得新加坡交易所预审函;二是大幅提高客户境内上市的可行性;三是显著改善该企业的融资环境;四是客户经营转型迎来新机遇。该公司与我行、境外保荐人签署《赴新上市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后,公司品牌曝光率和美誉度均大幅提高,2020年,客户经营业绩同比提升近两倍。”华夏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充分发挥“商行+投行”联动优势

谈及该案例的成功因素,华夏银行相关负责人总结了五点经验:一是总分支及跨条线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商行+投行”的联动服务优势。二是在跨境发债方面与境外券商有深入合作,建立信任关系,为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创造了良好条件。三是与境内外一流律所、会所的资深资本市场团队有深入的合作,为多类项目的快速推进提供专业保障。四是在总分行层面均配置专业型人才,可与境内外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直接顺畅沟通,提升项目推动效率。五是通过运用“商行+投行”的金融服务模式,充分满足客户的各类投融资需求,最大限度地提升客户的资金运用效率、业务覆盖范围以及市场影响力。

华夏银行相关负责人认为,目前,基础产业制度变革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涌现,“商行+投行”综合金融发展面临空前机遇。下一步,该行将持续聚焦优质客户金融需求的痛点、难点,发挥资源整合能力,打通信贷、同业投资、资管子公司理财投资、外部合作机构等资金来源渠道,为客户建立信贷投放、债券承销、债券投资、支付结算、现金管理、中间业务的业务闭环,提供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


专家观点:银行业也要 “专精特新”

□王剑

“专精特新”企业的定义是: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工业中小企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原先简单粗暴的要素投入型生产已经没有竞争力,需要“专精特新”企业促进转型升级。

虽然“专精特新”一般是形容工业企业的,但其他行业也同样适用。比如银行业,尤其是小银行,一样会面临如何走出“专精特新”之路的问题。如果走老路,是没出路的。

现阶段,我国产业转型的重点方向之一是高新技术产业,这对银行业的经营也形成了一定挑战。具体来说,传统产业的特征是现金流稳定(可预测性强)、重资产(有合适的抵押物),因此非常适合贷款发放。但很多新兴产业却完全不同,它们具备高风险、高收益、知识密集型(比如专利、版权)等特点,显然不能完全使用贷款模式,更适合采用股权融资的模式。

从现实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愿意把上述高新技术产业的客户拱手让给投资银行,而是选择开辟新模式留住他们。比如经典的“大资管”模式——银行为高新企业提供投行服务,为其设计融资方案,创设资产(比如股权、股票、债权等),同时银行开办资产管理业务,向合适的财富管理客户发售资产管理产品,用于投资这些企业的标的。

这样一来,银行同样实现了投融资对接,只不过由原先的存款、贷款对接,变成了AUM(管理资产规模,国内口径一般含客户存款)与FPA(客户融资总量)对接。

同时,银行对这些高科技企业依然可以提供其他常规的商业银行服务,比如日常结算、贷款等。于是就形成了“商行+投行”模式。

从本质来看,“商行+投行”战略是银行综合性经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银行在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时代背景下的自然产物。

在狭义的商投联动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内部存贷汇业务与资本市场业务之间相互合作产生“商行+投行”联动。而更广义的商投联动不仅包括商业银行自身内部协调,还包括银行与外界券商、基金等机构的合作。商行业务与投行业务的协同配合,可使银行全面提升对顾客的服务水平,逐渐成为金融服务行业的优质供应商,增强对客户的吸引力、提升高价值客户比重,并获得更多综合收益、分散财务风险、降低资本消耗。

银行长期以来是信贷文化,保守、稳健,与投行文化截然不同。而“商行+投行”模式下,需要银行以投资思维看待一家企业。关于怎么从投资角度分析一家企业,其实是有成熟技术的,对大部分投资公司来说都不是什么独门绝技。但对于银行来说,前端人员完成投资分析后,报到总行审批,就可能遇到文化问题。

可以说,银行从事“专精特新”业务,并不是难在业务技术和产品层面,而是难在银行内部机制层面。

开银行就像练武功,招式易学,内功难练。我们评判一家银行,最后总是要看内功的。

(作者系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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